封国与郡并行

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把七个协助他对抗项羽的功臣封为异姓王（与皇室不同姓氏的诸侯王），“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 ；后来用谋反的罪名或其他办法削平了这些封国，改封皇室子弟于七王旧地，作为藩王、诸侯王。至于其他地方，则仍采用秦代的郡县制。

这种“郡国并行”的情形，使诸侯王国对中央构成威胁，埋下了西汉政治危机的伏线。

平定七国之乱

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期间，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民生有所改善，国家一片兴旺。但诸侯王势力日盛，渐渐变得骄横跋扈，汉景帝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实行削藩政策，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于是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汉景帝派将军周亚夫平息了叛乱，并且削减了诸侯王的权力，使他们成为只食俸禄的闲员，不再治理人民。从而，中央集权统治的根基更加稳固了。 

削减诸侯国势力

吴、楚七国之乱平息后，诸侯的权力已被削弱，不过他们仍拥有辽阔的领地，经济力量也很大。汉景帝死后，汉武帝承袭了其父的削藩政策，颁布“推恩令”，容许诸侯把王国的土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弟，使诸侯王的力量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不再对中央构成威胁。 

西晋

西晋立国后，晋武帝分封诸王，於277年遣诸王就国，其中一些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统一後，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武帝裁撤州郡兵。分封诸王与去州郡兵是避免权臣专政及地方割据的发生，但却使宗室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当时边境的胡族迁入中原，对晋朝呈现半包围形势。这些胡族时时受汉官欺压或受汉人歧视，因此心生不满。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与匈奴刘猛的内侵，使郭钦建议用武力将内迁的外族强制迁出，晋武帝不用。由于胡汉摩擦状况仍未改善，当朝廷元气大伤後，周边胡族便爆发五胡乱华。 

唐朝

中国自秦始皇时代实行郡县制，具体做法各代不同，但西汉以来就与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并行，当然封建的制度历代也不太一样。皇室宗亲总是有些政治、经济、社会的诸种特权的，这并不难理解。唐朝建立，李渊为了给自家唐王朝壮大势力，把老李家家族里同一曾祖的兄弟、同一高祖的兄弟、兄弟之子通通都封了郡王，有些小孩子也得以封王，有数十人之多。 

讨论封国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登基以后，就和臣下讨论：遍封宗族之子于天下。封德彝表示：和历代情况比较，唐朝封王规模超过以往各代，以往一般是皇帝的兄弟或皇子才能封王的。如果是宗族较疏远的兄弟，只有对本朝有大功的才会封王。封德彝认为高祖李渊广封亲族兄弟，给予崇高的爵位，还规定较多的百姓为这些贵族服役，这都是为李家私利考虑的表现，不符合以公心治天下的古训。李世民面对好不容易夺来的皇位，很注意改变父亲李渊的政策以做政治姿态争取人心，于是下令只保留对本朝有大功者的数人王爵，其他的郡王都降级为县公。 

到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和臣下讨论享国长久之策，萧瑀提出一个观点：“夏商周三代实行封邦建国的制度所以立国长久，秦朝不实行这样的制度，皇权孤立，所以很快衰亡。”萧瑀的观点比较武断，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但帝王时代的君主，把王朝利益和家族利益联系起来考虑，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只有对君主来说，“国”和“家”才是一回事。唐王朝从萧瑀这个建议开始，长期讨论这个“封建”的体制问题。柳宗元写的《封建论》可以算是这一争论的理论总结之一。 

持续争论

第一阶段的争论持续了四年多。魏徵的反对意见最直接：隋末动荡，刚刚休养生息恢复一二，就要按封建制瓜分天下，遂有“五不可”之说：比如，推行封建制，则各级诸侯卿大夫都要靠国家俸禄，实际只能靠财政上的厚敛来维持。本来京城及附近地区赋税数量就不算多，你再把京城以外地区都划给诸侯，经费就更不够了。李百药说的也很直接：王朝命运长短自有定数，和封建没有关系。以著名学者颜师古为代表的意见则认为：应该多树诸侯，但要限制每一国的势力，使封建诸国和郡县互相掺杂，以便于控制。 

到了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十一月，李世民表示下诏书表态：

皇家宗室与勋贵大臣都应该坐镇地方，并且可以传给子孙。如果没有特别缘故，不得罢黜。命令有关部分研究研究，指定具体实施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