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凌晨，夏威夷，瓦胡岛。

科劳山脉和怀俄娜山脉环抱中的珍珠港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刚洒在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舰和战斗机上。7时2分，瓦胡岛北部奥帕纳机动防空雷达站的示波器的荧幕上出现了一个亮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个亮点迅速的向瓦胡岛方向逼近。这一不寻常的现象立刻被报告给谢夫特堡的美军情报中心，值班中尉泰勒却在关键时刻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判定这是从加州过来的美军的几架B-17轰炸机。大约40分钟之后，从日本航母编队的起飞第一波近两百架轰炸飞凌美国太平洋舰队上空…

日本人成功偷袭珍珠港的原因众说纷纭，有阴谋论的，有玩忽职守论的，但无论哪种解释都承认一点，当时没有高度可靠的技术从雷达屏幕上分辨出飞机是敌是友。

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盟军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1939年9月3日，英国向纳粹德国宣战，就在同一天，英军的雷达上出现一个亮点，并显示它在迅速的跨越英吉利海峡。由于无法确认身份，防空警报的尖叫第一次划破了英伦的天空，事后证实这是一架来自盟友法国的飞机。第二天，英国空军的布伦海姆轰炸机编队轰炸德国汉堡后返航，在飞越泰晤士河上空时，被判定为敌方飞机，遭到了防空火力的攻击。

如果无法判定飞机是敌是友，纵然雷达使得早期发现和预警成为可能，在实战中，雷达误判带来的问题可能不比解决的问题要小。因此实现敌我识别(Identification of Friends or Foe, 简称IFF)就成为雷达技术必须解决的问题。

战争终究有结束的一天，昨日的剑今天能重新销熔锻造成犁，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的期望。在战火中磨砺出来的敌我识别这把利剑，又怎样在和平的天空下找到自己的归属呢?

敌我识别最初的目的只是要分辨目标是”敌“是”友”,但是在安全性的要求下，身份识别空间早已不是1 bit那么简单。20 bit的身份空间能容纳下超过100万的信息量。或者说如果德国人愿意，他们在二战时就可以给每一架飞机，每一辆坦克一个特定的识别编号了。这么强大的分类能力真正转化到民用领域，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初，电子器件的价格大幅下降时才成为可能。在民用领域使用微波来确定物品的“身份”就是RFID(Radia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射频识别)。

技术的应用范围总是和价格息息相关，RFID是被用作标签来区分不同物品的。没有理由标签的价格比物品本身还要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RFID产品价格的降低，使用RFID追踪的物体已经从最开始的火车，大型货车，发展到牲畜，货柜，再发展到随身携带的身份证，门禁卡，未来，每一件商品，哪怕是一盒牛奶，都会有一个RFID，这就叫做物品等级标签(item-level-tag)。

可以想象一下未来每一件商品都有一个射频标签的生活吧。超市结帐再也不用排起长龙，等待商品一件一件的从条形码录入账单了。只需要推着购物车经过有射频标签读取器的门，就自动完成结帐。回到家中，冰箱上的射频标签读取器又会读取所有食物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在适当的时候提醒你冰箱里食物的状态。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这些已经或即将出现在我们身边的科技却是在战火中成熟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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