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入洛,是指南宋在联合蒙古灭金朝之后,出兵收复位于河南的原北宋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三京的军事行动,由于粮草不济以及没有骑兵等原因,最终被蒙古军大败而退回原来的防线。
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南宋在联合蒙古灭金国后收复位于河南的原北宋领土,最终被蒙古军大败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也标志着宋蒙战争的全面爆发。
金朝灭亡
端平元年(1234年),金国最后的都城蔡州被攻陷,金国灭亡。宋大将孟珙率军队载着金哀宗的遗骨回到南宋都城临安,将金哀宗的遗骨送到太庙告慰那些被金兵欺侮过的先人。南宋全国上下一片欢欣,朝中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当时宋蒙之间对河南的归属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蒙古军北撤后,河南就成了无人占领的地区。南宋宰相郑清之采纳了赵范、赵葵兄弟提出的“踞关守河”的建议,即“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这需要收复包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三京在内的中原地带。但主持灭金之战的兵部尚书史嵩之、参知政事乔行简、刚因史弥远死去而入朝得到重用的真德秀、枢密院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多数大臣均持反对意见,认为已经被战乱破坏殆尽的中原地带无法提供粮草,再加上南宋军队没有骑兵,机动力有限,无法防御漫长的黄河防线。另外,这也会造成藉口让蒙古向南宋宣战。
由于宋理宗急于夺回河南,尤其是原来在西京河南府的原北宋皇帝的陵墓,于是在灭金后的四个月内,宋理宗就三次派出使者到河南拜谒祖陵并下诏支持“踞关守河”的建议。
宋理宗端平元年的正月初十,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按照事先约定,宋军和蒙古军在灭金后各自撤退。宋将孟珙将金哀宗的遗骨运回临安,南宋君臣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来庆祝宋金世仇的了结。
蒙古这边,大汗窝阔台考虑到粮草不足、天气转热,将大军北撤黄河以北,河南就成了无人占领的地区。在黄河南边的只有大将速不台和塔察儿两支机动部队,其余的守备部队都是原金兵投降蒙古被改编的汉军:刘福为河南道总管,都元帅张柔屯徐州。宋蒙双方就这样静静地对峙着,虽然都没有大动作,但是看似安定的边境上正埋伏着汹涌的暗流。
当时宋蒙之间对河南的归属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河南便成了无人占领的空白区。南宋的边疆在荆襄推进到了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唐州、邓州一线,主政人是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另外两大地区:川蜀是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两淮一线赵葵为淮东制置使、全子才为淮西制置使、赵范为沿江制置副使。
事实上,在金国灭亡后,宋蒙双方都清楚开战是迟早的事,一个是迅速崛起的游牧帝国,另一个是不忘故土的文明王朝,一点火星就能点燃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两个政权间的战争导火索。
宋理宗血气方刚,正欲行恢复之计,听到这么完美的计划,当然主张出兵。在灭金的这一年三月、四月,理宗接连派员去洛阳祭扫北宋诸帝陵墓,同时暗中进行军事侦察。位居首相的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也一改先前的主和姿态,非常赞成出兵中原。
执掌南宋大权二十余年的史弥远在1233年死去后,年轻的宋理宗终于迎来了亲政。他意图有所作为,主导了一场“端平更化”,荡除弊政,提拔了大批新人,赵范、赵葵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极力主张趁蒙古北撤之机,出兵北伐,“抚定中原、坚守黄河、占据潼关、收复三京”。三京是指原北宋的三个都城:东京开封府(即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即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即河南商丘)。这条建议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因为金国就是靠着潼关—黄河防线与蒙古作战了20多年,迫使蒙古人不得不借道南宋以转攻金后方。同时,赵氏兄弟背后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自己虽然辛辛苦苦地平定了李全之乱,却在灭金的大场合上输给了荆襄的史嵩之。史嵩之是史弥远的侄子,想在朝廷上占据优势就必须在战功上超过史党。
虽然收复中原能带来巨大的声望和荣誉,但是朝中的大多数臣僚反对出师。参知政事乔行简当时带病在家,听说此事后立即抱病上书道:“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 知官告院张煜认为:“蒙古非金仇可比,当选将、练兵、储财、积粟,自固吾圉”。刚返朝的名士真德秀则说:“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
在这样一片反对声中,下诏“求直言”、表示自己要从善如流的宋理宗,还是悍然决定出兵。他只派淮西制置司的六万军队北伐,试图以这六万人去收复中原。要知道,原先即使是主战派制定的作战计划,仍然表示要在收复潼关和黄河以南后,至少要用十五万百战精锐之师来专职防御,才能守住黄河防线。理宗皇帝却固执地仅仅派遣淮西军,一场并不成熟的军事行动就此展开。
在外的战区将帅几乎全都反对出兵。赵范的参谋官丘岳就说:“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淮西总领吴潜认为:“河南取之虽易,守之则难,兵戎之资,所费何巨!民穷不堪,激而为变,今日之事,岂可轻议!”主持灭金之战的史嵩之虽然有私心,但上书却说得中肯,认为京湖连年饥谨,无力承担这样的进攻,而河南连年兵祸,要在当地获得补给也不现实。并表示自己宁肯抗旨也不发兵。
第一, 端平入洛是宋朝破坏盟约,引狼入室。由于南宋最终被蒙元灭亡,而宋蒙战争因为和谐被简化成了王朝更迭战争,这个荒唐的观点喧嚣一时。宋军进军河南会惹来蒙古人,最后导致大祸。但这种意见有着一个隐含假设——宋军不进军河南,蒙古人就不会来。那么来看看蒙古人是怎么做的。
在金国灭亡后(这时宋军进入中原还早着),蒙古谋臣耶律楚材就向窝阔台呈报《平南之策》;谋士李实“劝其先谋犯蜀、顺流而下窥江南”。就在宋军发起端平入洛的同月,蒙古汗国召开了规模巨大的诸王大会,会上窝阔台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尽以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大将塔察儿(木华黎之孙)回答道“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浙淮,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作为刚刚兴起的游牧民族,强烈的扩张掠夺野心根本不需要什么败不败盟,侵宋的计划早已是蒙古人的庙算之中。
第二,争夺中原土地有无必要?在明确了宋蒙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之后,应该说端平入洛在战略上是可取的。趁着敌人在两次战争之间短暂的间歇,增加自己的领土,加大防御纵深有什么不好呢?前文已说过,据关守河在金国人身上非常有效。即使挡不住敌人,做一下缓冲也好,就像苏德战争初期的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那样。
当然,正如反对派所攻击的那样,战略虽然可取,却不一定正确。收复三京之后如何防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正如吴潜说“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韧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南宋既没有“十五万兵”,也不能“百战坚韧如金人”,因此自然不可能“持久岁月”,事实上如果蒙军没有西征的话,就是真的像金人那样恐怕想“持久岁月”也难。
第三,宋军是不是战斗力很弱?宋军在战术层面没有任何失误。教科书给人的感觉宋军很差,最多会水战和守城战,野战完全不行。这种观点早就科普很久了。如宋辽二十五年战争,双方都是野战争锋,只是宋军缺乏骑兵,击溃战占大部分。再看洛东之战,精锐的淮西军以堂堂步兵方阵与骑射无敌的蒙古骑兵作战数日,其战斗力让素来鄙夷南人(即南宋汉人)的蒙古人也吃了一惊。端平入洛关键是输在了战役层面:后勤补给与诸军配合。就是在灭金的前一年冬天(1233年),京湖战区能给围攻蔡州的蒙古军运去30万石军粮,今年夏天就没法给开封,非得要从两淮千里迢迢的转运。可见补给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南宋没有协调好自己内部矛盾的结果,而不是客观的必然。
这样总结下来,宋廷可以有两个决策:如果宋军能够协调好内部矛盾,那么两淮、京湖共同进军,保证供给,拿下三京,并建设成宋军的主要前沿防线,从而加大战略纵深,迟滞蒙军的进攻;或者全力以赴防守,巩固四川、襄樊、两淮三大防区,营建起弹性或纵深防御体系,从而挡住蒙古铁骑南下的脚步,至少也能保住半壁江山。可惜南宋的高层像靖康之变时的北宋君臣一样,在战、守、和上举棋不定,每个方法都尝试,却又不肯花大力气,最后自吞苦果。前一个决策,战役执行严重错误,自不必说;后一个决策,防守不到位,导致宋蒙战争一开始四川、襄樊战线差点崩溃,孟珙、余玠等人好不容易才把局面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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