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那么多翻译官哪来的？

我们看各种抗日剧就会发现，很多抗战剧当中都会出现一类人，那就是鬼子的翻译官，而且这个“职位”在抗战时期还特别多。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比如，华北日军的很多部队都是以中队、小队为单位分散驻扎在各个乡镇和炮楼。从理论上来说，日军每一个分散驻扎的中队和小队，必须都有专职翻译官。

但会外语的前提是多少得有点文化，据《民国教育史》等材料记载，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那些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还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汉字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在当时文盲率那么高，留洋会日语的人也寥寥无几的情况下，日军是怎么实现几乎一个村就有一个懂日语的翻译的?这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任务。

总体来说，日军翻译官有几种，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有懂得汉语的日本人，这不奇怪，还有大批既懂日语，又懂得中文的朝鲜人，他们的数量要大得多。因为朝鲜历史上一直使用汉字，自从日本吞并了朝鲜以后，日本就开始在整个半岛推行日语教育，因此，懂得日语和汉语的朝鲜人翻译官，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担任日军翻译官的中国人，语言水平最厉害的肯定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比如，李宗仁就提到过一个有助于抗战的翻译官——来自大连的何益之，不过现在大家都叫他夏文运。他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法律系，属于高级翻译官，在日军华南各机关总部任职，曾接触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等日军头目，关系非常亲密。

后来他被李宗仁策反了，成为了中国获取日军情报的重要来源之一。李宗仁曾经说过，日军每一个军事动向，我方都事先得报，甚至军委会所得情报都不如第5战区所得可靠，军令部屡次嘉奖第5战区情报组，此实何君之功。

但是因为化名何益之的夏文运，从伪满洲国起就为日军服务，而且在汉奸政府级别太高，“汉奸”身份难以摆脱。因此，在战争结束以后，还是李宗仁出面才得以释放。

但是，懂中文的日本人和朝鲜人数量再多也不可能达到“每村一个”的水平，所以我们再来说说传统的“鬼子翻译官”，就是那种经常出现在影视剧中，在华北大平原上跟着日军扫荡征粮的翻译官。

举个例子，1941年2月，驻扎在河北献县的日军部队是“山田大队”，即“献县驻屯队山田部队”。这个大队有4个中队，但是编制都很小，总共只有500多人。

从1941年3月开始，山田大队及其下辖的中队和小队都成立了特务队，专门负责打探情报。光是在献县县城，山田大队就有80多人的特务队，其他各个中队也都有自己的特务队。

一旦得到情报，密探会就近报告，随后当地日伪军就会出动，骑着自行车快速抵达。然后就是抓、拷问、索要情报，以进行下一次对抗日游击队的袭击。到了1941年夏天，日军特务队规模越来越大，设置了5个科室，2个独立小队，4个作业班，还有大队长，副官，小队长，班长，科长，科员等等。

但是如果汉奸不懂日语，就是发现了问题，也没有办法报告给日军。

日军为此采用了两个办法，得到了大量的低级别翻译官。

第一步是让所辖各个乡镇，每一个乡挑选两三个人出来当汉奸，不当也得当，而且还要打上“连环保”，防止跑掉。一旦逃跑，就连保人以及本人家属也要被杀掉。

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人被集中起来上培训班，让“种子翻译官”教他们学习日语和一些情报知识。然后再将这些学员打乱，分配到日军的各个小队当中去，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继续学习日语。

因为害怕挨打，这些汉奸翻译官学习日语的速度确实提高了很多。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所谓的“种子翻译官”。日军是从哪里找到的这些老师呢?除了懂汉语的日本人外，更多的还是来自伪满洲国的翻译官。

这里介绍一个日语翻译——季德一，大连人。日俄战争后，大连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季德一17岁时就在日本人南满铁路干活，后来为了升职涨工资，就报名日本东京综合学校机械系函授班，也就是说，他是在中国学习了日本学校的函授课程。

不中不日的“协和语”也是实现“翻译”的招数

1939年，他从东北来到华北，考取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宣抚指挥班翻译官这个职位。从1940年到1941年，季德一都跟着日军在山西扫荡，每到一个村镇，就开始烧草垛，说八路军就隐藏在草垛里面。我们看很多抗日剧，日军一来扫荡，主人公就都躲藏在草垛里，其实这非常不真实。日军扫荡一点蛛丝马迹都不会放过，所以抗日艰苦，前辈伟大。

季德一后来担任了伪军第24集团军的中校联络官，在这期间季德一在林县抓住了一个当地农民，怀疑他是八路军的密探，就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导致其当场死亡。

到了1944年，经过日本人推荐，季德一担任了关东军第693部队翻译官，就在金州担任管理数千名被抓来的我国劳工的任务，当然，也有教日语。每天，身为翻译的季德一都在日本人的食堂吃饭，而劳工们每天都只能吃硬邦邦的带皮高粱米，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被折磨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