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岛海战发生于清光绪二十年清晨，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西南海域袭击中国海军舰船的一次海战。这是一次日本首先挑起的战役，也是甲午战争第一战，并因此清朝与日本正式宣战。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沧海百年，屈辱不断。而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屈辱，莫过于甲午中日战争。今天小编就来带大家走进甲午之战的开端——丰岛海战。公元1894年7月25日拂晓4时，“济远”、“广乙”起锚，鱼贯驶出牙山口。这时夜色清朗，繁星满天，微风拂熙，海不扬波。东方的天际尚未透曙，西面的夜幕更是一片不可名状的深邃。两舰向西疾驶，至5时半，南方的地平线上显现出几缕淡淡的黑烟。7时，看清是日本军舰“吉野”、“秋津洲”、“浪速”。7时15分，方伯谦下令，全体官兵进入岗位，准备迎敌。
日本联合舰队驶离佐世保后，一直搜寻中国军舰未得。这天早晨4时30分，第一游击队来到忠清道西岸浅水湾安眠岛附近，与“八重山”、“武藏”等舰相遇后又向丰岛一带搜寻。6时30分，遥见远方有2艘蒸汽船冒着黑烟疾驶。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立即下令各舰戒备，以15节航速向前逼近。当相距5000米时，辨认出是中国军舰“济远”和“广乙”号，按照出发前的训令，在牙山湾附近遇到中国舰队弱小时，不必发动攻击，只有在遇到强大的中国舰队时才发动攻击。显然日本海军领导人把战机定在决定胜负的会战上。此时，舰队参谋釜谷忠道大尉却认为：“究竟是强是弱，都必须通过战争来判断。总之，无论如何也要攻击。”这样就奠定了在丰岛对中国舰队开仗的军事行动。
日舰此时正处在丰岛附近狭窄水道，不利于作战机动，便向右偏转16度，向东驶去，然后再向左转舵16度，追击中国军舰。7时20分，日舰下达战斗命令。43分30秒“吉野”放一空炮。45分，“吉野”首先向中国军舰开火。52分“济远”发炮还击。55分“秋津洲”开炮。56分，“浪速”开炮。日本不宣而战，挑起了丰岛海战——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从此成为日本海军的传统。
刹那间，宁静的海面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轰鸣。3艘日舰与2艘中国军舰展开了对射。虽然按双方实力相比，中国分舰队比日本少一舰，总排水量少7800余吨，火炮少50余门，航速也较日舰慢，但中国军舰依然沉着回击。“浪速”未及开炮前，“济远”的炮弹已在其舰首20余米处爆炸，弹片将其信号索截断“济远”桅炮炮弹从空中扫向“吉野”。
日舰也猛烈轰击“济远”，不久，一颗炮弹落在指挥台附近，大副沈寿昌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牺牲。沈寿昌是19世纪70年代容闳带往美国留学的120名幼童之一，也是北洋海军高级军官中惟一的上海人。又有一颗炮弹在前炮台爆炸，枪炮二副柯建章被弹片打穿胸部。天津水师学堂毕业、上舰实习的练习生黄承勋奋然登上炮台，召集炮手装弹射击。
这时又一块弹片将黄承勋的手臂炸断，两个水兵抬他去包扎。他摇摇头说：“他们各有自己的职责，不要管我了。”说毕气绝，时年21岁。坚持在前炮台发炮而牺牲的还有水勇正头目王锡山、管旗头目刘鹍以及其他一些水兵。前炮台边积尸累累竟至火炮无法转动。
战斗刚打响时，“广乙”趁日舰围攻“济远”，向“吉野”和“秋津洲”之间疾驶，企图切入。“吉野”害怕“广乙”发射鱼雷，向左紧急规避。7时58分，“广乙”又逼近“秋津洲”至600米处，正要发射鱼雷，忽被炮弹击中桅杆，桅炮炮手当即从空中坠落。此时战场上空浓烟笼罩，敌我军舰除了在偶尔的问隙里露一下面外，几乎难以分辨。
蓦然“浪速”发现“广乙”已逼近其舰艇三四百米处，立即向左转舵，并用前主炮、左舷炮及机关炮向“广乙”疾射。炮弹击中“广乙”舰桥。几乎同时，“广乙”的一发炮弹穿透“浪速”左舷，由内部钻过后部钢甲板，炸断备用锚并炸坏锚机。“广乙”趁势向朝鲜西海岸方向撤退。
海战中引起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济远”管带方伯谦的表现。方伯谦，宇益堂，福建侯官人。16年前，他在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时，是个聪明伶俐的学生。回国后，担任过“威远”练习舰管带。中法战争时，他奉命带舰戍守旅顺，亲自督修了威远炮台，因用费低廉而颇得好评。
朝鲜事起，他于6月6日至7月初，曾先期前来观察事态。他向李鸿章建议集中使用兵力，以威、旅基地为依托，不宜分防仁、牙。又谓海军当添新式快船和快炮，才足以威慑日本。在丰岛海战中，有说他躲进舱中装甲最厚处，也有说他与沈寿昌并立望台指挥，沈寿昌中弹时，脑血溅洒在他的身上。
8时20分左右，“济远”后主炮的一颗炮弹穿入“吉野”右舷，打坏发电机，又穿过机舱防御装甲，落入轮机舱，可惜竟未爆炸。“济远”趁机向西撤退。日本3舰穷追不舍。这时，忽见西面有三道黑烟，不知何国舰船正向战区驶近。坪井航三下令各舰自由运动。于是“秋津洲”转换航向，前去追击东撤的“广乙”，“吉野”、“浪速”仍然尾随“济远”。
不久，日舰看清驶来的是中国军舰“操江”号和英国商船“高升”号。“浪速”接着超越“吉野”继续对“济远”发炮。8时53分“济远”升起一面白旗，但并不停轮。“浪速”紧迫，两舰相距30000米时，“济远”桅杆上升起一面日本海军旗和一面白旗。“浪速”发出信号立即停轮，否则炮击!”“济远”的火炮便停止发射。海面上忽然安静下来，只有军舰的蒸汽机在“呼呼”地呻吟喘息。“浪速”向旗舰“吉野”报告: 敌舰已经降服，已发停轮信号，准备与它接近。
“浪速”发现从右舷驶过的“高升”号上有中国官兵，便用旗语打出“立即停轮”的信号。“济远”利用机会加足马力西撤。“吉野”紧紧迫击。到12时38分，两舰相距2500米，“吉野”右舷炮开始射击，连发6炮，皆在附近海中爆炸，溅起巨大的水柱。这时，“济远”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用后主炮仔细瞄准，急发4炮。首发命中“吉野”桅楼，第二发也命中，第三发打偏，第四发击中要害。“吉野”舰怕开始低俯，不敢再追，于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舰得以在26日清晨返抵威海。
趁着日舰围攻“济远”,负伤的“广乙”向朝鲜西海岸踽踽而退，至十八岛附近搁浅。全舰110余人，在战斗中伤亡30余人。管带林国祥纵火焚舰，率残部70余人登岸。其中20多人逃至朝鲜大安县，后由地方官雇两小船送其回国，9人雇船于8月4日到达成山。林国祥带54人，前往牙山寻找叶志超部队。叶军已走，便辗转赴仁川，经英国领事帮助，乘英舰“亚细亚”号回国。途中为日舰拦截，被迫签署永不与闻兵事的声明，才被释放回国。
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设计并督建的旅顺、威海海岸防御炮台竣工后，于90年代初返回德国。新近他从欧洲再来天津，打算与德璀琳的女儿结婚。听说中日在朝鲜展开军事对峙，风声鹤映，大有一触即发的气氛，便自告奋勇地要去朝鲜观察形势。李鸿章同意他搭“高升”轮前去牙山。他在“高升”号离大沽启锚前的最后一刻登上了轮船。“高升”是英商怡和轮船公司所属的一艘1355吨货轮，它于7月20日从上海开抵大沽后，被清政府租用。23日，淮军仁宇军帮办高善继及营官骆佩德、吴炳文率两营官兵共1100多人，乘该船前往牙山。
25日晨，“高升”驶近牙山湾，远远已能看到朝鲜的陆地了。大约8时，汉纳根和船长高惠悌注意到一艘日本军舰正迎面驶来。隔了10分钟，又发现有3艘日舰尾随其后，他们感到有些紧张。9时左右，第一艘军舰从“高升”左舷驶过。它的桅杆上挂着一面白旗和一面日本海军旗。其实这是叫“济远”，但“高升”船上的人并不明白。“济远”把它的旗降落又升起，这个举动使得汉纳根以为日舰正按和平时代的礼节，向“高升”表示问候。
据“济远”舰军官说，他们在发现“高升”和在它后面护航的“操江”后，立即挂出“我已开仗，尔须速回”的旗号。但汉纳根和高惠悌事后都没有提到这种信号。汉纳根只注意到右后方的“操江”正在减速并调头回驶。日舰向“操江”驶去，有一艘已经介入“高升”和“操江”之间了。
前出的日本军舰是“浪速”号。大约在9时15分，“浪速”向“高升”发出“立即停轮”的信号，“高升”停了下来。这时两船相隔四分之一英里。日舰对装有中国援兵的英国商船颇感棘手，“浪速”向“吉野”、“秋津洲”靠拢，似乎想商量对策。“高升”挂出信号，询问能否继续前进。“浪速”回答：“抛锚，否则承担一切后果!”并乘机追赶“济远”。这时，坪井航三从“吉野”上发出命令，呼唤“浪速”和追赶“广乙”的“秋津洲”归队。“吉野”通知要把捕获的舰船带回群山冲锚地，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汇报。
“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派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乘汽艇前往“高升”，船上的中国军官看到事态紧急，再次表示他们宁死不当俘虏。汉纳根把这个意思转告给高惠悌，并且约好，必须坚持让“高升”返回始发港大沽。因为轮船出发时，中日两国并未宣战。
日本人登上“高升”轮。他们检查了有关文件。高惠悌船长提醒人见，这是一艘英国商船。人见充耳不闻，只是问道：“高升”是否跟着“浪速”走?高惠悌说：“如果你命令，我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但是我抗议。”人见返回“浪速”后，东乡平八郎向“高升”发出立即起锚的命令。
“高升”上的官兵听到这一消息，立即激动起来，拒绝“高升”跟着“浪速”走。高善继说：“我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畏死?吾家身受国恩，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骆佩德、吴炳文也说：“公愿赴死，我辈岂可独生?”汉纳根劝高惠悌再与日舰联系谈判一次。于是“高升”再发信号，说有紧急事件，请日方再派小艇前去。
这次是汉纳根与人见善五郎谈判。他说：“船主已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许他这么做。军官和士兵都坚持让他们回到原出发港口去。船长和我都认为，即使已经宣战，这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出发时还处在和平的时期。”
东乡得悉这一要求后，用信号通知“高升”号上的欧洲人立即乘小艇离船。但中国士兵控制住所有救生艇，高惠悌又发信号:“我们无法离船”。于是，“浪速”便向“高升”驶来。在相距150米处，它的船头悬起一面红旗，右舷鱼雷管发射出一枚鱼雷。接着，右舷五炮同时轰鸣，进行了5次齐射。“高升”的锅炉被击中爆炸，蒸汽和煤屑弥漫在空间，天昏地暗，白昼变为黑夜。“高升”激烈地震动着，迅速开始下沉。此时大约是在下午1时。
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会水的人纷纷跳向大海。不会游泳的人，便在船的高处用步枪射击日舰，作垂死的抵抗。一艘日本小艇驶来。它只搭救落水的欧洲人，并向水中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开枪射击。高惠悌和大副田泼林被救上“浪速”号，汉纳根靠游泳幸免于难。
这天上午10时离开牙山返航的“飞鲸”号在丰岛海面上目睹了“高升”沉没的惨剧。当时船头先沉，船尾向上，忽然翻转45度，然后全船下沉。至1时半，没入水中，只有桅杆露出水面。事后法舰“利安门”号从桅杆上救出43人，又从水中捞起2人;汉纳根等112人游至海岛，被德舰“伊力达斯”号运回;英舰“播布斯”号运回87人。其余官兵全部殉难了。
在“浪速”盘查和击沉“高升”的同时，“秋津洲”竭力追逐“操江”。“操江”是24日早晨3时，离烟台前往威海，取得丁汝昌托带的文书后，又于下午2时前往牙山的。舰上载有20万两饷银和一批军械。当它在丰岛海面看到日本袭击中国舰船时，立即转舵西驶。但由于航速仅9节，故至1时50分，被“秋津洲”追上。“操江”降下国旗投降。
搭船而行的中国电报局洋匠弥伦斯原系奉派接管汉城的电报局，他见势不好，便将随身携带的密码本毁弃，并劝“操江”管带王永发销毁丁汝昌的文书，把饷银投入海中。文书销毁了，20万两饷银却未及投海。2时10分“秋津洲”派人登上“操江”，驾驶该船于7月28日返回佐世保。被俘的中国官兵被押着游街，受尽屈辱和折磨。
“高升”事件引起英国舆论大哗，认为日舰无故击沉中立国船只，是粗暴违反国际法的。英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李鸿章指望由此引起英国政府的干预。陆奥宗光则十分紧张，担心此事难以调解。日本法制局长末松谦澄解释说: “浪速”是在中日两国已经交火之后，向“高升”行使“交战者”权利的。“高升”虽属英籍船只，可在事变中，船长被夺去行使职权的自由，即“高升”号为清军军官所劫夺。
“高升”号船主与清政府订有契约，一旦开战，该船即交清政府。这种解释，完全是强词夺理的狡辩。因为丰岛海战是日本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挑起，中日两国要到8月1日才正式相互宣战。中国租用“高升”号，得到英国公使欧格讷的同意。当丰岛海战爆发后，船长要求退回出发港口是完全合理的。英国政府起初有意干涉，但随着中日战局的确定和日本在外交上的努力，使得英国政府不欲多事。
英国外交部后来居然认可了日本的说法，认定“高升”号在遭到拦截前中日双方已经开始交战，不必正式宣战即可开始战争。“高升”号当时受雇向朝鲜运送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日本有权拒绝该船继续始往目的地。为保持中立，高惠悌船长准备服从“浪速”舰长的命令，但中国军官奋力夺取了控制权，意欲交战，准备积极反抗日军，使“高升”号事实上成为交战一方。
“浪速”舰长也就有权将其作为交战船对待。英国外交部说，法官找不到任何一条国际法原则来替船主向日本索赔，倒是中国政府应负赔偿责任。英国国际法学家胡兰德也在《泰晤士报》上撰文，说击沉“高升”在国际法上是合法的。这样就逐渐平息了英国国内的愤怒情绪。李鸿章对此无可奈何，指望英国干涉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最后只能由招商局出钱，向怡和轮船公司赔偿了“高升”轮的损失。这是中国战时外交的又一次惨痛失败，在强权时代，国际法往往只是胜利者手中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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