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战是指发生于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朝与蒙古瓦刺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明英宗亲征率领50万人马被蒙古三万铁骑屠杀路尽，其修烈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十分少见。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六月，瓦剌太师也先屡次入侵明朝边境，明英宗亲率二十万精锐大军出征，计划从大同北上，与瓦剌在明朝边境决战。明军刚到达大同就接获太监郭敬的密报，得知瓦剌已做好准备，明军立即从大同班师东返，计划从居庸关回京。途中遭遇瓦剌多次袭击，大同、宣府接连失守，吴克忠与朱勇率领的两部大军共五六万人，在鹞儿岭惨败全军覆没。余下部队移师于土木堡被瓦剌袭击，明军战败投降，伤亡过半，明英宗朱祁镇被俘，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大臣战死。

那么土木堡之战到底惨到什么程度？以至于此后百年大明对蒙古无还手之力？

第一，三大营被全歼。

明朝最精锐的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那可是明军的精锐啊。在朱元璋夺取天下，朱棣造反成功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是无敌军队，是明朝军队的核心，因此当时无论装备水平还是军队素质那都是遥遥领先的。

最牛的是神机营，那可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火器部队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装备了数万只先进的火器，堪称最强军。但是，土木堡之战中，三大营被王振全部带走去打蒙古，最后竟然全军覆没，三大营死光了。光是神机营火器损失就有几万支，以至于后世虽然重建了三大营，但是战斗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第二，六部九卿死绝了。

当时明英宗在王振带领下御驾亲征，为了显示威风，基本上将朝廷文武大臣都带去了。六部里面，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左侍郎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还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太常寺少卿黄养正等朝廷当时的中流砥柱，主要的大臣，全带去了。

很不幸的是，全死绝了，最后为何于谦能够振臂一呼，坚持守城。其实也是老大们都死光了，就剩下一些小官了。而于谦的官位还相对高点，这基本上将大明朝廷一锅端了。

第三，名将全部被杀。

在朱棣死后留下来很多的名将，到朱祁镇的时候还都活着，如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泰宁侯陈瀛等几十位大明能征惯战的名将，全被带上战场。因为王振怕武将夺了功劳，压根没让他们指挥。以至于，蒙古军队来了，将这些名将全给杀了。最可惜的是张辅，那真的是身经百战的名将啊，当年越南就是他带人打下来的，重新设立了郡县。张辅那是在马下，混乱中被杀，死的太可惜了。

此战之后，大明前期培养的精锐名将损失殆尽。由此带来的最严重问题是，大明再也没有精锐的军队和名将可以主动打击蒙古了。从此，对蒙古军队转入彻底的守势，再也没有初期的霸气了，这都是死太监王振的错啊，可以说这一战影响了大明之后的200年颓废。

土木堡之战，被视为明朝军事力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战让功勋贵族没了一大半，导致明军战力走上了下坡路。但是，我们撇除这场战役本身，去观察明军的对手和外部环境，就会发现由盛转衰是伪命题，明军战力不断走下坡才是必然。

暂时抛开土木堡之战不提，很明显就能看到，明军战力之所以蜕化到后来明末那种“弱鸡”的地步，和将领们的盘剥有着直接关系。

按照明朝的法律，一个人如果成为了军士，那么无论他是自己愿意还是惨遭发配都会成为国家的军户，这个身份不但伴随其终身还会遗留给子孙后代，堪称魔咒。最为悲惨的是士兵往往不是在自家附近服役，他们的驻地是万里之外的军镇，士兵们只能拿到被各级官员克扣的安家费用，前往各自的驻地。但是，到了指定地点并不意味着噩梦的结束，而是炼狱的开始。

明朝的奉行积极压榨各级官员的政策，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小吏的工资都只能维持在温饱线附近，海瑞这个级别的官员靠工资吃饭，结果饿死亲女儿，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独一份。

为了生计，各级官员不得不把手伸到一切能伸的地方，去寻找灰色收入以养家糊口，慢慢地一条“产业链”就诞生了，所有官员都通过克扣更低级的官吏去满足自己的上级，如此一路向下，所有的重担，自然就压在了底层人员身上。在明末，一个底层的辽东士兵收入为二钱五到四钱，优秀的锋兵可以拿到一两多，不过这只是纸面上的数据而已，克扣现象非常严重，士兵根本没法拿到足以养家糊口的银两。更糟糕的是后勤工作，熊廷弼评价士兵的饭食已经烂的如同粪便一样臭气熏天，而且衣不蔽体形同奴隶。明军士兵知道，纯靠公家的话，自己早晚得饿死，于是心思活络的士兵会通过给长官一些“孝敬”去做一些杂活，以维持生计，而低级军官也会定时和自己的上级“疏通”一下，让他们对这类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理论上这样的军队和国家是无法生存很久的，万幸时代的浪潮给了他们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好机会去混日子。

15世纪以后的明朝处于一个非常幸运的时间段，开国的爆发把东蒙古从汗国打成部落，并且再也没有恢复，卫拉特人虽然还保持着过去的国家组织结构，但它需要面对更西面的强敌哈萨克。于是，明朝除了偶尔面对重心南移的卫拉特人外，北方边军主要的任务是和东蒙古的各个部落打治安战争。

而且，就算是开国这一次也是有着很大的侥幸成分，因为元朝皇帝的集权欲望，导致传统的封建体制被破坏，内地的直属部队又被优渥的生活环境所腐化，导致此时的元军已经不堪一击，用一个中二点的说法：元末蒙古所拥有的力量只是过去的影子。

这在之后东蒙古和明朝的边境战争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有一次李成梁亲自率领家丁突袭东蒙古人，杀伤四五百，斩首一百九十六人，使得当地的蒙古部落几年内无法再动刀兵，更重要的是此战蒙古人和明军的战损比例是惊人的1：1。这样逆天的战绩瞬间引爆了全国，首辅张居正亲自嘉奖李成梁，并给战死家丁丰厚的抚恤。主帅李成梁的风头也是一时无两，甚至盖过了抗倭名将戚继光。

不过，戚继光到了北方之后也不甘示弱，上位没几年就活捉了长秃，但是斩首只有两级，换句话说这就是几百人的小部落，酋长身边甚至没有什么那可儿（护卫队），更别提怯薛歹这种招牌精锐了。这就是东蒙古此时的状态--一堆中小部落的集合体，这也解释了为何后来八旗能摧枯拉朽地击败林丹汗。

这么一看永乐的战绩能不能有一些人吹捧的“远迈汉唐”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要知道努尔哈赤父子只用了两代人就搞定了东蒙古，而老满洲的部队只有七八万人（注：后期加上投降的汉军和收编的蒙古人扩编到十二万），而且主力要和明军作战，尚且如此轻松，这水究竟注了多少不言而喻。从这方面看，明军从未真正的“强大”过，自然也就谈不上“衰败”了。

那么明军是否是一开始就显得那么烂，从来没有强大过？事实当然没那么极端，一个王朝开创的时候，他的政策会成为“祖制”从而影响到子孙后代，哪怕事实证明开国的政策已经不合时宜，也不是那么容易改的。所以，一个王朝的“开头”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开头开的好，那么或许可以借此机会实现自我突破，反之后代就要给祖先不断地擦屁股了，所谓改革变法，也不过是在祖制上“打补丁”。

不幸的是，明朝就属于后者，朱重八作为开国皇帝给后代留下了太多的烂摊子了。除了上述的兵役制度外，他把地方的军权也弄得乱七八糟。作为一个把中央集权推行到巅峰的国家，明朝却没有建立起“中央野战军”，每逢大战都要各个军镇抽调部队。这个做法类似于中唐以前，精锐部队都来自藩镇和胡人雇佣军，但是却没有能够像唐代那样做到“让懂得人去管理”，依旧对武将设置了种种节制。反观以防备武将出名的宋代，反而建立起了庞大的禁军部队，作为“中央野战军”。这支部队直接隶属于皇帝，驻扎在边境各处，在王安石改革之前，其战斗力也不错，甚至能够在大规模野战中击败契丹人的大兵团。

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蒙古人的关系，明代的制度和宋代差距非常大，某种程度更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而不像之前的汉族王朝。体现在军队上就是建立起来了类似于元朝的边军体制。朱元璋又吸取了元朝末年军阀内战的教训，晚年对功勋集团大开杀戒，把兵权腾出来给了自己的儿子们。这也是明代藩王与其他王朝的不同之处，它不算是封建的一种，只掌握军事权但没有行政权力，更没有监察权。

朱棣通过被切割的权力和大侄子的软弱登上帝位后，对父亲留下来的藩王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王府卫队被没收。藩王的军事权力不复存在不说，更是被软禁在自己的王府之中形同囚犯。明军经过这爷俩的折腾，最终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存在，说要模仿汉唐伟业吧，它的武将处处受到文官的节制，后期文官甚至越权直接干涉指挥，造成的后果极其恶劣，这在汉唐难以想象。说它模仿宋朝搞中央集权把，它又不建立中央野战军，把部队尽可能归属到同一个系统之下，每逢大战内讧一把，而且是每一次都出事儿，都是不小的那种。

说它继承了蒙古人的传统吧，它又对近支王爷们极度不信任，使他们非但不可能有蒙古人的战绩，反而成为国家经济的拖累。这也解释了朱棣之后除了内战，明军没有哪怕一次十万级大兵团作战的胜利，连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在当事人眼里都打得不咋地，毕竟倭国不是后来的日本，天兵对付他们这样的“村战械斗级”弱旅，尚且耗费八百万两，在当时人眼中简直丢尽颜面。

明朝的军事实力，从某种程度来说从未鼎盛，扣除朱元璋时期借着从南方带去百战精锐，将已经把自己折腾的半死的元朝给消灭了之外，并没有特别突出的战绩了：七八万女真能做到彻底击溃东蒙古几百年一直臣服没有再叛，永乐号称五十万大军却连顺服一代人都做不到；而永乐本人也曾靠着少数个人本领突出而非军事组织高效的精锐部队，把几十万忠于建文朝廷的南军耍得团团转。

之所以会如此，和朱元璋开国一系列的错误有着直接关系，万幸东蒙古的社会组织已经瓦解，西蒙古则要和哈萨克对垒，导致明朝的边患压力远不如之前的任何汉人王朝，也许这也是明朝能混这么久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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