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出人才，造英雄。而在安逸平稳的治世和盛世，那些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因受到资历、背景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要想脱颖而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西汉时期的“战神”李广就是个例子。

李广善射，在担任侍卫官期间，经常随汉文帝外出射猎，因其射箭百发百中，每次都能让汉文帝满载而归。汉文帝曾对他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李将军列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可惜你生在今天，只能陪著我打打猎，要是你生在高祖那种战乱时代，封个万户候没问题。”

像李广这种有能力的人，生在“文景之治”这种边疆稳定、四海升平的“治世”年代，英雄因为没有用武之地，要想“进步”是很难的。而与李广相比，生逢“开元盛世”，没有背景、没有资历、没有什么大能耐的安禄山，却能够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无名小卒扶摇直上，官运亨通，一跃成为手握三镇重兵、身兼数职的“超级节度使”，这就不能不让人称奇了。

安禄山究竟是怎么在和平年代发迹的呢?在笔者看来，历代官场中最黑暗、最肮脏的投机钻营手段，几乎都被安禄山尝试了个遍，而且屡试不爽。

迎合上司，虚报功绩。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是安禄山的第一任上司。安禄山在他的手下担任“捉生将”，主要工作就是俘虏契丹百姓，来充当契丹叛军。张守珪这种为了向朝廷邀功请赏，而弄虚作假、虚报战功的伎俩，被从小就狡黠奸诈、善揣人情的安禄山看到眼里，记在心中。安禄山知道，要想得到上司的赏识，出人头地，只有迎合上司，为上司卖力，以讨得上司的欢心。上司不是要“政绩”嘛，这好办，咱来干。安禄山凭着骁勇“善战”、熟谙山川地形的自身优势，又加上运气好，所以每次带人外出总能抓回几十个契丹人来。因为屡立“战功”，张守珪在受到朝廷嘉奖的同时，安禄山也很自然水涨船高的得到了提拔和重用。

语不惊人死不休。仅仅能干是不行的，还要会说、会编，而且说要说到点子上，编要编得像真事。安禄山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尤其是在皇帝面前更是能说会道。有一次，唐玄宗见安禄山腹垂过膝，问他肚子里有什么东西，他诙谐地回答说：“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颗对圣上的忠心!”这种拍马屁似的巧妙回答，让唐玄宗心里很受用，对安禄山也更加器重和宠信。天宝二年(743年)，安禄山在入朝见君时，为了讨得唐玄宗的欢心，他编了一通瞎话，谎奏去年秋天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眼看着一年的收成将要泡汤。而他则焚香祝天，衷心祈祷：“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资治通鉴》)结果感动神灵，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间把虫吃得精光。安禄山“讲政治”真有一套，他摸透了最高统治者的心理——最喜欢臣下“无限忠诚”，所以不惜编造谎言，骗取信任。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就像真事一样，唐玄宗便信以为真，并被他忠君爱民的诚心所感动，一系列的封赏不在话下。

有钱能使鬼推磨。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御史中丞张利贞奉皇命到河北视察地方官员的工作情况。安禄山抓住这个机会，不仅对张利贞实施了高接远送、接风送礼等“百计谀媚”，同时还拿出许多金钱贿赂他手下办事的人，以结私恩。张利贞入朝后，便极力为他美言，安禄山因此被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对高官如此，对过往的使者，安禄山也不轻易放过，暗中都加以贿赂打点。使者们回朝后都齐声称赞他，使安禄山在朝中的“人气”直线攀升。因为人缘好，群众呼声高，天宝元年(742年)，安禄山又被授予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天宝三年(744年)，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三年后，安禄山又兼任御史大夫。天宝十年(751年)，又兼任河东节度使。至此，全国十处节度使，安禄山一个人就占了三处，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寻求靠山，认“干爹”、“干娘”。朝中有人好做官，为了寻求政治靠山，为了找到一棵“大树”，甚至是一棵“参天大树”，安禄山还在基层效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为了得到上司张守珪的更加信任和进一步提拔，安禄山在把张守珪伺候舒服了的基础上，趁热打铁，干脆乖巧的认张守珪为干爹。这样一来，能干会干，而且成了一家人的安禄山不断得到提升，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以“军功”卓著，加封为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随着官做得越来越大，安禄山在有了入宫朝见机会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求一棵更大的树来为自己挡风遮雨。有一次安禄山入见时，先拜杨贵妃，后拜唐玄宗。唐玄宗感到奇怪问缘由，安禄山回答说：“胡人先母而后父。”(《资治通鉴》)异常宠爱杨贵妃的唐玄宗听到这样的回答，不但没生气，反而非常高兴。于是，安禄山又趁机认杨贵妃为干娘。有了杨贵妃这棵参天大树“罩”着，安禄山可以随意出入禁宫，一时间成为朝中最耀眼的人物。

从无名小卒到权倾朝野，从一方节度使到三方节度使，在唐朝各级官员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历升迁的体制下，安禄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边疆军帅在和平年代仕途飞跃的一个神话。投机钻营，的确是安禄山飞黄腾达的重要因素，但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陶醉于开创“开元盛世”局面的唐玄宗政治上的腐朽昏聩，为安禄山的发迹提供了一个捷径;官场上的黑暗腐败，无疑又为安禄山的发迹营造了一个温床。

在和平年代，那些靠迎合、贿赂、花言巧语、寻求靠山等肮脏手段发迹的官员，向来是靠不住的，是要出问题的。像安禄山这种表面忠诚、内心奸黠而且手握重兵的高官，则是要出大问题、大乱子的。“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安禄山的举兵反叛，不仅造成了生灵涂炭和玄宗丢位，最重要的是动摇了大唐帝国大厦一百三十八年的根基，使唐朝因此由盛转衰。不知道当年玄宗皇帝在仓皇西逃的路上，顾没顾上自己反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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