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击败了东突厥吐谷浑，臣服了漠南北。唐高宗又灭西突厥。至武则天女皇时，设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又辖龟兹、碎叶、于阗、疏勒四镇。唐朝疆域，东起朝鲜海滨，西至达昌水

（阿姆河，一说底格里斯河）。不久，便于新兴的撒拉逊帝国（阿刺伯帝国，大食）接壤。而唐王朝则称当时世界第一发达强盛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这样，东西方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以大食帝国为桥梁，官方、民间都进行了全面友好的交往。 

在丝绸之路东段，大漠南北与西域各国，修了很多支线通丝绸之路，亦称“参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大食、东罗马帝国也不断派使节到长安与中国相通。敦煌、阳关、玉门这些地方，成了当时“陆地上的海市”。在海道上，中国也可以船舶赴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河陵（今爪哇岛）、骠国（今缅甸），经天竺（今印度）直至大食，与欧洲各国发生关系。当时广州、泉州、刘家港（今上海吴淞口近处）等地，成了最著名的对外港口。史书记载广州当时便有南海舶、昆仑舶、狮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波斯舶等趸船性的船坞。西方各国在陆上取道中亚、西域，沿途驼马商旅不断；海路则多由大食首都巴格达出波斯湾，几乎每日都有船只远涉重洋来到东方。 

国际考古学界在丝绸之路各国—埃及、两河流域、伊朗高原、中亚细亚等地，出土过大量丝绸织品的文物，有的至今仍保存完好。西域出土的一件盛唐时期丝织鸟毛混纺衣，薄如纸，明似镜，折叠后重不过二两，从不同角度可看出各种不同的花纹图案。它们反映出当时西方各国人民对丝绸织品的看重和喜爱。自那时期，能种桑饲蚕的地方，已开始大量注意引进中国的丝纺技术。在今西安附近，还出土了不少波斯和东罗马帝国的钱币，它反映出当时的东西商品交换已极为普遍广泛。在长安、洛阳和广州等地，出现了大量的胡商。他们从制售胡饼到珠宝、乐器，开了不少店铺，有的多年不归，把中国看成他们的第二故乡。

唐与中亚诸国的联系不断增强，贞观十四年（640年）粟特人将制造葡萄酒的技术传人中国，大批犹太商人涌人中国，丝路上的通使及商业往来活跃起来。 受到这条复兴了的贸易路线巨大影响的国家还有日本。8世纪日本遣唐使节带来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这些宝贵古代文物现代也在奈良正仓院保存下来。日本最大的宗教佛教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

唐代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对以后相互的社会和民族意识形态发展，产生了很多积极、深远的影响。 

中西畅通

在蒙古西征之前，中亚腹地范围内的国际商队贸易就有一定规模。成吉思汗为了征服亚欧大陆，除了以武力掠夺邻近外族财富、还大力借助回回商队的长途贩运来筹措军饷。他曾多次派遣一些商队前往中亚务国进行贸易。一二一八年，一支由蒙古帝国出资组织的四百五十人的商队，装运大批毛皮、丝绸、金银制品前往中亚花剌子模贸易，但花剌子模却劫夺了这批货物，这次事件成为蒙古大军第一次西征的导火线。 

三次西征及南征后，蒙元帝国版图大大扩展。加之驿路的设立、欧亚交通网络的恢复，使欧亚广大地域范围内国际商队长途贩运活动再度兴盛起来。蒙元时期中外关系史的一些名著，如《马可·波罗游记》、《通商指

南》、《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卢布鲁克东行记》、《大可汗国记》、《马黎诺里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等都大量记载了丝绸之路上商队贸易的情况。 

根据这些史料记载，当时在漫长的东西方陆路商道上从事商队贩运贸易的，计有欧洲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波兰、奥地利、捷克、俄国、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以及早期北欧汉撒同盟等地商人、有由西域蒙古诸汗国及其后裔统治的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以及中国色目商人等等。欧州和中、西亚商人一般都携带大量金银、珠宝、药物、奇禽异兽、香料、竹布等商品来中国或在沿途出售，他们所购买的主要是中国的缎匹、绣彩、金锦、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由于从欧洲到中国路程十分遥远、沿途地理气候条件也非常复杂险恶，盗劫之虞又难免不会发生，“然若结队至六十人同行，即当最危之际，亦与居家无异”。所以商人的长途贩运，一般都必须级成数十人以上的商队结伴而行，且需随地雇佣翻译、随带必要的食品、什物、料草等。元代来中国的外国商人、商队为数之众，在外国史料中多有印证。《马可·波罗游记》中几处写道：元大都外城常有“无数商人”、“大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