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

询议

稷下学宫是齐国君主咨询问政及稷下学者议论国事的场所。齐国执政者不惜财力物力创办稷下学宫，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招揽天下有识之士，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为其完成富国强兵、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服务。因为他们懂得：“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说苑·尊贤》）的道理。而被稷下吸引来的稷下学者都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功业思想，他们高议阔论、竞相献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被齐国执政者所接受、采纳。《新序·杂事》说：“稷下学者喜议政事。”《史记·孟荀列传》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学者……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

齐王向稷下学者咨询国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学者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稷下学宫也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例如，淳于髡曾用隐语谏威王，使之戒“长夜之饮”，从消极悲观中振作起来，亲理国政，奋发图强；他又以“微言”说齐相邹忌，敦促其变法革新。齐宣王与孟子曾多次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王斗曾直面批评宣王“好马”、“好狗”、“好酒”，独不“好士”，直到宣王认错、改错为止，“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四》）。这些都显示了稷下学宫的政治功能。稷下学者进言，齐王纳言，是稷下学宫作为政治咨询中心的一大特色。

教育

稷下学宫又具有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知识的性质，被后人称为“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作为教育功能，与后代学校相比，它既有一般学校的特点，又有历史的独特性。稷下学宫具有一般学校的性质和活动特点。首先学宫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条件，“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正说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并且相当宏伟壮观。其次，有众多的师生在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战国策》载田骈有“徒百人”，《孟子》记载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稷下最为前辈的学者淳于髡也有“诸弟子三千人”之称（《太平寰宇记》引《史记》）。宣王时，稷下的师生数量多达“数百千人”。由此可见师生人数之众。如此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教学活动，再次，稷下学宫有较严格的规章制度。根据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职》篇当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里面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老师到品德修养，都规定得详细严格。从此，可见当年稷下学宫的规章制度也是健全、严格的。

学宫具有独特的教育特点。游学是其教学方式之一。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就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打破了私学界限，思想兼容并包，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稷下学宫便成为教育人才的中心。

学术

稷下学者总是针对当时的热点问题阐述政见。他们学识渊博，长于分析问题，在表述上旁征博引，穷尽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同时，由于稷下学者学派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异，而会竞长论短，争论不已。最终促进了稷下学宫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为当时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的中心。

在学术上，稷下学宫以黄老为主具有兼容百家之学，多元思想并立，各家平等共存，学术自由，相互争鸣，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点。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除了官学道家外，还有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纵横家、兵家等各种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舞台上。稷下学者因政治倾向、地域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从而使稷下学宫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在这种形势下，稷下各家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相互间展开论争，使稷下学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在论争中，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论优势，而且使学者们也认识到各自的理论弱点，促使他们不断吸收新思想，修正、完善、发展自己的学说。论争促进了不同学术见解的思想渗透和融合。

因此，郭沫若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郭沫若《十批评书·稷下黄老学学派的批判》）总之，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学术文化大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同时，稷下学开启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