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田午。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附近。 “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今山东省淄博市)一处城门的名称。“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故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为“稷下学宫”(这与东汉时期的“鸿都门学”得名由来相同)。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官学为黄老之学。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 在此期间,学术著作相继问世。有《宋子》、《田子》、《蜗子》、《捷子》等,今巳亡怯。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书之编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参与。由于不少人是善于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趁来游说当权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时受上大夫称号之稷下士多达七十六人。稷下学宫的存在,曾为当时百家争鸣开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
稷下黄老道家代表人物是文子、列子、范蠡、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等等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史称东帝。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近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为吏之道》中,即含有黄老与文子之学的内容,即是说文子之学在北方的影响直至秦国。
秦始皇执政后,废除了吕不韦的大多数措施,重新启用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将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国,不久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得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击。但黄老思想在民间的余脉还在。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当时的丞相曹参在稷下黄老学派的策源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这样雄厚的现实背景,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总结。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当时的淮南王刘安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成为了黄老道家巅峰性的著作。司马迁受其父的影响,其著作《史记》处处流露出黄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为道家治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司马迁还探讨了经济运行规律和企业家精神,成了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绝无仅有的现象。
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徐干《中论·亡国》)。齐桓公田午弑其君田剡及孺子喜而自立,田齐第三任国君,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稷下学宫即创建于田齐桓公执政时期。当时,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新生的封建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桓公田午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在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学宫,
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这时的稷下学宫尚属初创阶段。只是到了齐威王、宣王之际,随着齐国国势的强盛,才得以充分发展达到鼎盛阶段。
齐威王当政,在邹忌等人的辅佐下,采取革新政治、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选贤任能、广开言路,扩建稷下学宫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措施,终于使齐最强于诸侯,稷下学宫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风俗通义·穷通》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由此可见,稷下学宫在齐威王时有了很大发展。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当时齐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壮大。齐宣王在位期间,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像其父辈那样广招天下贤士而尊宠之,大办稷下学宫。为稷下学者提供优厚的物质与政治待遇,“开第康庄之衢”,修起“高门大屋”,政治上,授之“上大夫”之号,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勉其著书立说,展开学术争鸣,鼓励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吸纳他们有关治国的建议和看法。因此,吸引了众多的天下贤士汇集于稷下。这一时期的稷下学宫,在其辉煌的历程中,发展到最高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即是说,继齐威王时稷下学兴盛之后,齐宣王时再度兴盛起来,而达到鼎盛时期。这种盛况,既是齐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产物,也是当权者重贤用士,思想开放所产生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