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楚军开始渡河时，右司马公孙固向宋襄公建议：“彼众我寡，可半渡而击”，宋襄公拒不同意，说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 ”。

但是却为宋襄公所断然拒绝，从而使楚军得以全部顺利渡过泓水。楚军渡河后开始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奉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但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可是，这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弱小的宋军哪里是强大楚师的对手，一阵厮杀后，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重伤，其精锐的禁卫军(门官)悉为楚军所歼灭。只是在公孙固等人的拼死掩护下，宋襄公才得以突出重围，狼狈逃回宋国。泓水之战就这样以楚胜宋败降下帷幕。

战后国人皆怨襄公指挥不当，但宋襄公并未认识自己的错误，向臣民辩解说：“古之为军，临大事不忘大礼”、“君子不重伤（不再次伤害受伤的敌人）、不擒二毛（不捉拿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中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的敌人）”，认为自己遵守古训行事并无不当。公元前637年（周襄王十五年）五月，宋襄公伤重而死。 

战争影响

泓水之战后，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在其后数年间，楚国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到遏制。

宋国在泓水之战战败后沦为二流国家，未能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

战争评价

泓水之战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所谓的“礼义之兵”，就是作战方式上“重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它是陈旧的密集大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这时，由于武器装备的日趋精良，车阵战法的不断发展，它已开始不适应战争实践的需要，逐渐走向没落。宋襄公无视这一情况的变化，拘泥于“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旧兵法教条，遭致悲惨的失败，实在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如《淮南子》所说的那样：“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总而言之，在泓水之战中，尽管就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处于相对的劣势，但如果宋军能凭恃占有泓水之险这一先机之利，采用“半渡而击”灵活巧妙的战法，先发制人，是有可能以少击众，打败楚军的。当然在宋国臣僚中，也不是人人都像宋襄公这般迂腐的。公孙固等人的头脑就比较清醒。他们关于乘楚军半渡泓水而击的方略和乘楚军“济而未成列而击”的建议，体现了“兵者，诡道”、“攻其无备”的进步作战思想，从而为后世兵家所借鉴运用。如孙子就把“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定为“处水上之军”的重要原则之一。至于实践中以“半渡击”取胜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柏举之战中夫概清发水半渡击大败楚军就是典型一例。泓水之战的结果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奉行“蠢猪式的仁义（毛泽东语）”，既不注重实力建设，又缺乏必要的指挥才能，最终覆军伤股，为天下笑。正如《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泓水之战标志着自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的“礼义之兵”退出历史舞台，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的崛起。

史料记载

周朝秘史中的泓水之战

公孙固与易牙战不十合，宋将伊光祖搭弓望易牙端发十矢，易牙中箭落马。无亏见易牙中矢而死，走入齐城，百姓闭城坚拒，三军各无斗志，皆倒戈以迎宋师。宋师奄至城下，无亏正欲从径道奔郑，被公孙固追而斩之。百姓大开城门，迎太子入城，群臣奉之即位，是为孝公。孝公即位，尽复众兄弟之位，群臣各加一级。无亏之党，尽力杀之，命取金帛，犒劳宋兵，送襄公返国。

宋襄公辞齐归国，谓群臣曰：“齐桓公威霸诸侯，未死之日，曾以太子大事托我，今桓公死，齐国果乱，吾动数万之兵，斩无亏，枭易牙，定齐君之位，名动诸侯。今吾欲继齐桓，会诸侯，以图霸，卿等以为何如？”左帅司马公子目夷字子鱼曰：“宋有三不可霸：邦微土薄，兵少粮稀一也；文无管仲、宁威之畴，武无隰朋、高奚之辈，况威德不著，诸侯不从二也；近岁本国有陨星为石，六鹢返飞，此又未有不祥之兆三也。如此看来，焉可图成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