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水之战,是中国东周春秋时期,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为争夺霸权而发生的一次战斗,战斗以宋国失败告终。泓水之役发生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县北30里)。楚以优势的兵力、旺盛的士气、有利的地理条件,大败宋国,获得全胜。泓水之战后,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在其后数年间,楚国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到遏制。宋国在泓水之战战败后沦为二流国家,未能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
公元前643年(周襄王九年),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齐桓公逝世后,齐国因君位继承而引发内乱。次年,宋襄公出兵协助齐孝公取得君位。同时,楚成王借齐国中衰、中原无霸的机会将势力渗入中原地区。宋襄公不顾宋国国力尚弱,希望能以宋国的公爵地位压制各诸侯国,与楚国争夺中原霸主的位置。
公元前639年(周襄王十三年)春,宋、齐、楚三国君主会于齐,在宋襄公的强烈要求下,三国同意于同年秋在宋国召开诸侯大会。同年秋,宋襄公以盟主身份约楚成王以及陈国、蔡国、郑国、许国、曹国之君在盂(今河南省睢县西北)会盟,齐国和鲁国借故未到。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的建议,轻车简从赴会,以争取与会诸侯的信任,结果在会场上遭到楚成王的突袭被擒。楚成王挟之进攻宋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西南),宋军坚守,数月未下。不久,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成王于同年冬释放宋襄公。
宋襄公回国后,不甘受楚之辱,亦未放弃争霸之心,不顾公子目夷和公孙固的劝说,于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夏,联合卫国、许国、滕国三国进攻附楚的郑国。楚成王为救郑率军攻宋。宋襄公遂由郑撤回迎战。
当时,宋军已先在泓水北岸布好阵势,处于有利态势,但宋襄公遵守“不排成打仗的阵列不能开始战斗”的陈旧观念,在楚军渡河之际及渡河后尚未列阵之时,两次拒绝乘机出击的正确意见,直待楚军从容布好阵势后才下令攻击,以致大败,襄公重伤,不久死去,宋国由此失去了争霸的实力。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去世后,各国诸侯顿时失去了一匡天下的领导人,成为一片散沙。齐国因内乱而中衰,晋、秦也有各自的苦衷,暂时无力过问中原。这样,长期以来受齐桓公遏制的南方强国——楚国,就企图乘机进入中原,攫取霸权。素为中原列国目为“蛮夷之邦”的楚国的北进势头,引起中原诸小国的忐忑不安,于是一贯自我标榜仁义的宋襄公,便想凭藉宋为公国、爵位最尊的地位以及领导诸侯平定齐乱的余威,出面领导诸侯抗衡楚国,继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并进而伺机恢复殷商的故业。可是在当时,宋国的国力远远不逮楚国,宋襄公这种不自量力的做法,造成宋楚间矛盾的高度激化,楚国对当年的齐桓公是无可奈何的,但这时对付宋襄公却是游刃有余,所以它处心积虑要教训宋襄公,结果终于导致了泓水之战的爆发。
且说宋襄公专心致志争当盟主,虽然雄心勃勃,但毕竟国力有限,因此只能单纯模仿齐桓公的做法,以“仁义”为政治号召,召集诸侯举行盟会,藉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可是他的这套把戏,不仅遭到诸多小国的冷遇,更受到楚国君臣的算计。在盂地(今河南省睢县西北)盟会上,宋襄公拒绝事前公子目夷提出的多带兵车,以防不测的建汉,轻车简从前往,结果为不讲信义的楚成王手下的军队活捉了起来。
楚军押着宋襄公乘势攻打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幸亏太宰子鱼率领宋国的军民进行顽强的抵抗,才抑制了楚军的攻势,使其围攻宋都数月而未能得逞。后来,在鲁僖公的调停之下,楚成王才将宋襄公释放回国。宋襄公遭此奇耻大辱,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既痛恨楚成王的不守信义,更愤慨其他诸侯国见风使舵,背宋亲楚。他自知军力非楚国之匹,暂时不敢主动去惹犯它;而是先把矛头指向臣服于楚的郑国,决定兴师讨伐它,以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挽回自己曾为楚囚俘的面子。大司马公孙固和公子目夷(宋襄公的庶兄)都认为攻打郑国会引起楚国出兵干涉,劝阻宋襄公不要伐郑。可是宋襄公却振振有词为这一行动进行辩护:“如果上天不嫌弃我,殷商故业是可以得到复兴的。”执意伐郑。郑文公闻讯宋师大举来攻,立即求救于楚。楚成王果然迅速起兵伐宋救郑。宋襄公得到这个消息,才知道事态十分严重,不得已被迫急忙从郑国撤军。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十月底,宋军返抵宋境。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十一月初一,楚军进抵泓水南岸时,宋军已占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阵待敌。
这时楚军犹在陈国境内向宋国挺进途中。宋襄公为阻击楚军于边境地区,屯军泓水(涡河的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柘城间东南流)以北,以等待楚军的到来。十一月初一,楚军进至泓水南岸,并开始渡河,这时宋军已布列好阵势。宋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有先机之利的情况,建议宋襄公把握战机,乘楚军渡到河中间时予以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