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16年，东晋太尉刘裕，统率10多万大军北征后秦；后秦以10多万大军迎击，双方展开激战。晋将王镇恶率水军沿黄河、渭水直逼后秦京师长安，姚泓率领百官出降晋军，后秦遂告灭亡。

刘裕在攻灭南燕和益州割据势力后，谋伐后秦。义熙十二年正月，后秦国王姚兴派兵攻东晋雍州，被雍州刺史赵伦之击败。为晋提供了北伐的借口。二月，后秦国主姚兴病死，太子姚泓即位，兄弟争位相杀，关中骚乱。四月，西秦主乞伏炽磐侵犯秦边；六月，并州匈奴部落聚众叛乱。同时，夏国赫连勃勃乘机起兵扰秦边境。后秦因此内外交困，国力大减。 　　

八月，刘裕乘机兴师伐秦。以其长子刘义符和亲信刘穆之等留守建康，亲率大军，兵分五路征讨后秦。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率步兵为前锋，自淮、肥一带向许昌、洛阳方向进攻；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率水军，趋石门，自汴水入河水；直指洛阳；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率部由襄阳赴阳城，策应洛前锋主力，从南面进攻洛阳；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率部由襄阳趋武关，牵制关中的后秦军；冀州刺史王仲德统领前锋诸军，经泗水开巨野泽入河水。

九月，刘裕率大军至彭城，各路晋军进展顺利。当时，后秦于潼关以东置有豫，徐、兖三州，屯兵薄弱，且缺乏防备。晋将王镇恶、檀道济进入后秦境，连战告捷。秦将王苟生献漆丘降王镇恶，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降檀道济。其它要点屯守兵力，亦望风降附。檀道济又破新蔡，执杀太守董遵，进克中原重镇许昌，擒获秦颍川太守姚垣及大将杨业。沈林子自汴入黄河，攻克仓垣，击降后秦兖州刺史韦华。王仲德率水军入黄河，借道北魏滑台，守将尉建率众弃城北渡黄河西走。王仲德进屯滑台。 　　

十月，王镇恶、檀道济会师成皋。后秦阳城、荥阳二城皆降。镇守洛阳的后秦征南将军姚洸求救于长安。后秦主姚泓派越骑校尉阎生率骑兵3000人，武卫将军姚益男率步兵１万前往助守。同时遣并州牧姚懿自蒲坂进屯陕津为后援。洛阳守将姚洸拒纳部将赵玄集中兵力，固守金墉，以待援军建议，分兵扼守各处险要：命宁朔将军赵玄率千余人南守柏谷坞，广武将军石无讳东守巩城。不久，成皋、虎牢守军相继降晋。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等长驱而进。石无讳退还洛阳，赵玄战死。檀道济进逼洛阳，姚洸出降，秦军4000余人被俘。后秦援军阎生、姚益男等得知洛阳失陷，不敢往援。晋军占领洛阳，西秦主乞伏炽磐遣秦州刺史王松寿据马头，紧逼后秦上邦　　

十二月遣使至刘裕处求击后秦以自效。刘裕封乞伏炽磐为平西将军、河南公。后秦在洛阳被占后，正准备派兵增援潼关，未想到接连发生两起内乱，只得将兵抽回。十三年正月，刘裕留子彭城公刘义隆镇守彭城，亲率水军自彭城西进。刘裕原令前锋诸军到达洛阳后，等待后续大军会合再前进；但王镇恶见后秦内乱，潼关空虚，便机断而行，于二月乘胜进击渑池，遣毛德祖攻蠡吾城、引兵疾趋潼关。檀道济、沈林子则从陕县以北渡黄河，攻拔襄邑堡，再攻秦并州刺史尹昭于蒲阪，不克，转攻匈奴堡，为姚成都所败。蒲阪城坚兵多，一时难下。檀道济等挥师南下，与王镇恶会师并力攻潼关。 　　

三月，夺取潼关，乘胜追击。后秦姚绍引兵出战失利，损兵千余，退驻定城，依险拒守。后秦军先后两次派兵断晋军粮道，封锁水路，均被沈林子部所败。刘裕率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北魏因滑台丢失而倍防刘裕，不肯借道，拓跋嗣以司徒长孙嵩督山东诸军事，遣振威将军娥洁、冀州刺史阿薄干，率步骑兵10万屯黄河北岸。北魏还以数千骑兵，缘黄河北岸随刘裕军西行，不时袭扰，迟滞晋军西进。 　　

四月，刘裕以车兵弓弩兵及长矛兵等组成“却月阵”，魏军３万骑来攻，为晋阵所败，斩阿薄干等，晋军遂得以沿黄河西上。魏主拓跋嗣听谋臣崔浩之计，按兵以待。潼关方向，后秦姚绍再一次遣长史姚洽、宁朔将军安鸾、护军姚墨蠡、河东太守唐小方率众两千进趋黄河以北九原，设立河防，以断绝檀道济、王镇恶之粮援，被沈林子击破，将士被杀殆尽。姚绍闻姚洽败死，发病身亡。东平公姚瓒代姚绍行使兵权，引兵攻袭沈林子，被沈林子击败。刘裕抵达洛阳。 　

七月，沈田子、傅弘之入武关，秦守将弃城而走。沈田子进驻青泥。秦主姚泓遣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屯蛲柳以拒沈、傅。八月，刘裕到阌乡。姚泓欲率军击刘裕，恐沈田子等袭击其后，遂先击沈田子。率步骑数万人至青泥。沈田子军仅千余人，先发制敌，乘后秦营阵未立，首先出击，激励战士奋战，大败后秦兵，斩万余人。姚泓逃还灞上。

刘裕至潼关，命河东太守朱超石、振武将军徐猗之合攻蒲坂，被后秦平原公姚璞与姚和都重创，徐猗之战死。朱超石败退潼关。王镇恶引水军自黄河进入渭水，直逼长安，后秦恢武将军姚难自香城回救长安。王镇恶率兵追击。姚泓从灞上引兵回屯石桥，援接姚难。镇北将军姚强与姚难在泾上汇合，共拒王镇恶。

王镇恶遣毛德祖进击，破之。姚强战死，姚难逃往长安。姚瓒退守郑城。刘裕遂挥师进逼秦军。姚泓急遣姚丕守渭桥，辅国将军胡翼度守城东北之石积，姚瓒守灞东。姚泓则自屯逍遥园。 八月二十三日，王镇恶军到达渭桥，弃舟上岸，攻姚丕，大破之。姚泓与姚瓒引兵来救，遇姚丕部败退，自相践踏，不战而溃。姚泓单骑还宫，王镇恶自平朔门攻入长安。姚泓出降。后秦亡。

纵观刘裕北伐后秦这场战争，东晋军队获胜的原因很多，除了战略部署得当和利用了后秦内乱以外，主要是刘裕打着“收复中原”、“修复山陵”的旗号，争取了北方汉族民众的拥护和支持。首先说利用后秦的内乱。刘裕北伐的前夕及战争进程中，后秦内乱不断，军事实力急剧衰落，给了东晋军队以可乘之机。如在第二阶段战争前夕，后秦政权内部内讧再起，镇守蒲坂和岭北的姚懿、姚恢先后率叛军进攻长安。待姚泓平息内乱之时，东晋军队已兵临潼关、蒲坂等地。

这样，内乱削弱了后秦的防御力量，打乱了原来的军事部署，客观上加快了刘裕攻占长安的进程。有关这一点，崔浩在回答北魏太宗拓跋嗣问刘裕能克后秦否之时，就道得很明白。崔浩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昔姚兴好养虚名，而无实用。子泓又病，众叛亲离。裕乘其危，兵精将勇，以臣观之，克之必矣。”同样，赫连勃勃也对近臣说过：“刘裕伐秦，水陆兼进，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岂能自固！吾验以天时人事，必当克之。又其兄弟内叛，安可以拒人！”其次，刘裕此次北伐战略部署得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多路进兵，致使后秦数面受敌，难以抵挡；二是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以重金向北魏借道，避免腹背受敌。

这些策略，为东晋的获胜造成了有利的条件。刘裕此次北伐之前，先遣使借道于魏。《魏书·崔浩传》说：“泰常元年，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舟师自淮泗入清，欲泝河西上，假道于国，诏臣议之。”同时，因魏、秦之间尚有联姻关系，姚泓也遣使求救于魏。但经过一番朝议，太宗拓跋嗣听信了崔浩后秦必亡的言论，北魏于是采取了静观其变、坐收渔利的策略。《魏书·长孙嵩传》:“刘裕之伐姚泓，太宗假嵩节，督山东诸军事，传诣平原，缘河北岸，列军次于畔城。军颇失利。诏假裕道。”应该说，不论是拓跋嗣还是刘裕均已意识到，后秦不过是南北对抗大局中一枚迟早都要除去的棋子，魏、晋双方为之爆发正面冲突并不值得。

这一点，后来的人看得更清楚。王夫之在《宋论》“王安石奇王韶图夏之策”中就举例说：“拓拔、赫连端视刘裕之拔姚泓而不为之动，知裕之适为己灭泓也。”因而，刘裕采用赎买手段稳住北方强敌的策略起了作用。后秦是以羌族贵族为主、吸收部分汉族人士组成的少数民族政权，即史书上习称的“五胡”政权之一；而东晋表面上是代表广大汉族民众，实则是主要代表士族地主利益的封建王朝。从这一点讲，刘裕北伐后秦，可看作是一场南、北方对峙背景下的民族战争。

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大而言之，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在一个国家内，统治民族的统治阶层对被统治民族实行压迫政策，激起被统治民族的反抗和遭到统治民族镇压的战争；第二种，是我国领域内不同民族建立的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刘裕北伐后秦之战与之前的几次北伐一样，应该属于后一种类型。刘裕发动的几次北伐，同样也受到北方民众的拥戴。

早在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首次北伐南燕时，“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这次北伐后秦，晋、秦两军在潼关相持，“镇恶悬军远入，转输不充，与贼相持久，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刘裕入长安，“长安安堵如故”,及至“三秦父老闻刘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理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祝。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之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

上述记载，反映出北方汉族民众对刘裕北伐的支持，这是东晋获胜的主要原因。北方各族人民饱经战乱之苦，渴望国家统一，家居安稳，尤其是广大的汉族民众，由于有很深的奉晋朝为正朔和认同本民族政权的心理，所以他们希望晋王朝重统江山。另一方面，尽管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汉化程度较高，也采取一些汉族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但在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初期，由于入居内地的各少数民族还远未达到与汉族完全融合的程度，所以汉族民众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仍怀有戒心。一旦东晋兴兵北伐，北方汉族民众总要起来响应，这就是为什么东晋的北伐能够取得一些成功的原因。

北方汉族民众所持的上述民族认同心理，是时代的产物，我们对其不能过分苛责。而刘裕及其部将懂得怎样迎合北方汉族民众的这种心理伐之初，刘裕传书北魏，解释借道伐秦的意图，打的旗号就是：“洛是晋之旧京，而羌姚据之。晋欲修复山陵之计久矣”。檀道济、王镇恶等在攻占洛阳、长安时，“以国恩抚慰，号令严肃”,安定了人心，“戎夷感悦”,“百姓安堵”。所以说，北方民众尤其是汉族士人对东晋的支持，是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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