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战场,袭击日军列车是抗日抵抗力量的一种重要作战方式，但是，得以明确在现场留下影像的并不太多 – 所幸，日本的摄影记者给其国内刊物提供的照片，如今成了中国军民抗击入侵者的证据。
对日伪军来说，哈尔滨周围的铁路沿线实在是个不安稳的地方，日军进攻哈尔滨时，其军列在双城遇袭，长谷部旅团长险些被摔死;在和一面坡方向义勇军交战的时候，运兵车又在成高子被颠覆，人员死伤惨重。1934年8月30日夜，平地一声雷，哈尔滨以南四十二公里的铁道线上，日伪11次快速列车行进间又突遭袭击。
大约因为这次战斗并非发生在全面抗战之后，在我国，知道这次袭击的人不多。但是，当笔者翻阅当年的日方记载时，才发现这一事件在日本舆论中引发的震动，其报道宛若一个东北版的“临城火车大劫案”。可惜的是，我们知道此战的重大影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
所谓墙里开花墙外香，也许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日本《朝日画报》杂志在1934年10月号上用整整一页，以照片新闻的方式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标题为《“匪贼”袭击列车 -- 北铁南部线上的大难》。文中这样描述此次事件：
“八月三十日夜晚九点五十分从哈尔滨发前往新京的北铁南部线特快旅客列车，在同夜零时四十五分左右，于五家和双城壁之间的‘安西店’紧急停车站附近行进之时，由于‘匪贼’破坏轨道，导致车辆出轨倾覆。火车机车和其后的四节四等客车被毁。与此同时，预先设伏的‘匪贼’立即向停止的列车发起了猛烈攻击，与押车的日本警乘兵发生激战，双方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小时…… 在这次袭击中，日方当场有十人死亡，十数名重伤。日本资源调查局的专员藤泽技师，事务官内田，(伪)吉林省公署驻哈尔滨官员村上条太郎等被‘匪贼’作为人质抓去。‘
值得注意的是，事件发生后，驻哈尔滨的日伪军紧急出动，搜寻袭击了列车的抗日抵抗部队 – 这本身并不奇怪，问题是日伪军出动的部队不但有普通军警，而且包括了驻哈尔滨的飞行队，甚至还动用了“广庆”“江宁”两艘军舰。
海陆空三军一齐出动，这样的阵仗可谓如临大敌，出动如此豪华的阵容应对一起袭击列车事件，其中是否有些特别的原因?
这是因为当时袭击日伪列车事件颇为频繁。伪《大同报》曾报道：铁路沿线1934年3-9月遇“匪”180次，10月，增加到534 次，受影响者61，350人，其中哈尔滨附近竟达127次，受影响者16，900人。甚至就在这起事件之前一个月，还有义勇军在哈尔滨和一面坡之间打了一列火车。根据1934年7月30日伪满《大同报》报道：“28日上午8时40分，北铁东部线由一面坡开往哈尔滨之第三旅客列车，行至乌吉密河东方一公里附近，线路被‘匪’破坏，机车、行李车、邮车、三等客车各颠履一辆，二等车幸免……”
如果每次都是这样海陆空一起上阵，日伪军根本没有足够兵力应付义勇军对列车的袭击。
从《朝日画报》的报道不甚容易看出究竟，但查阅《满洲国警察小史》和《满洲事变忠勇录》后，我们发现，这次被袭击的第十一次列车，有点儿特别。
文中的“北铁南部线”，实际指的是原俄属中长铁路哈尔滨至长春段。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军控制了长春以南的铁路系统，称为“南满铁路”。但长春以北的铁路仍为俄罗斯(一战后为苏联)所控制。日军侵占东北后，苏联同意与伪满共同经营这段铁路，日伪将其称为“北满铁路”，这部分铁路的主干状似“丁”字，一横从满洲里横贯东北至绥芬河，以哈尔滨为界，东侧被称为“北铁东部线”，西侧被称为“北铁西部线”，一竖从哈尔滨至长春，被称为“北铁南部线”。这列十一次列车从哈尔滨发车，其第六节以后的车厢，是从自满洲里入境的104次国际列车直接转挂的，因此其车上有大量外国乘客，这列全线在伪满内部的列车也有了国际列车的性质。同时，还有一个来自日本的“爱媛县北满考察团”从哈尔滨上车，正准备到新京 – 也就是长春去谒见伪满皇帝溥仪。正是因为有这个考察团的警卫人员，日军押车的警乘部队实力大涨，才能和抵抗部队交战一小时之久。
结果还是没能顶住，这些外国乘客和来自日本的考察团员共计八十余人，全部被中国抵抗力量俘虏抓走。
本来，进入1934年之后，至少在哈尔滨等大城市近郊日军感到自己已经逐渐控制住了局面。这是因为随着最后一块根据地呼伦贝尔的沦陷，李杜，丁超等高级将领或走或降，吉黑两省的义勇军力量大大削弱。在平坦宽阔的松嫩平原上，日军的机械化，重武器优势明显，义勇军部队难以对抗，残军开始转入边远的下江等地区坚持抗战。战斗似乎在远离各个大城市。哈尔滨市国际城市，而新京(长春)则是伪满的“国都”。抓了数量如此之大的外国人和日本考察团员，这次事件的影响可想而知。考虑到其在国际国内必将引发的巨大震撼，难怪日军在哈尔滨的军政大员们惊恐万状，把所有能使用的部队都派出去了。
这个时候，是谁这样胆大包天，竟敢在这两个伪满统治的中心之间干出这样一次震惊中外的行动呢?
用我们河北老家的话说，这是猴嘴里掏枣的活计阿。
当时在这一带坚持抗日的若是笼统来算，都是义勇军，然而，这支“义勇军”在作战的时候却颇有些古怪，若是仔细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会让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
萨曾在日本发现多枚抗日武装袭击日军列车的照片，但有的很容易就能判明是哪支部队打的。
比如，这张《满蒙事变大写真帖》中的照片，标明是在柳河沟西侧两公里处被袭击颠覆的日军军列
打了这场胜仗的部队很容易就被查出，那是辽西义勇军高振鹏部的杰作。
高振鹏，是辽东黑道的“总瓢把子” -- 这种称呼通常只能在武侠小说中见到 -- 报号老梯子。九一八事变时正因官军围剿负伤在沈阳治疗，当即返乡拉起一支号称“镇北军”的抗日武装，此时不过是九月二十七日。“老梯子”后被任命为义勇军12路骑兵支队司令，与日军多次发生激烈战斗。1932年2月，大汉奸张海鹏试图招降“老梯子”，他拿到枪械就再次起事，随即在柳河沟伏击日军压道车，毙伤日军十余人，便是此战。
对于双城这次战斗，伪满《大同报》报道，内有“8月30日晚11时，由哈开往新京之小票车，于11时20分驶至五家子南10余里地点，列车突然出轨，是时附近田地中‘胡匪’70名蜂拥而上与车上警备兵交战。其详情因电线割断至31日午刻尚未明白。”并称其为“有计划之行事，袭击手段极有组织，所用武器极精巧，猛烈无比，只袭日人，满俄人未受害，并无掠夺行为”。
其破坏铁路的手段，根据日方报道，是采取拆掉固定铁轨的道钉，使列车开来时由于铁轨松脱而出轨倾覆的方式，这种方法由于被破坏的铁轨外观毫无异样，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而且由于破坏的工程量小，比在铁轨下放置炸药，在铁轨上放置岩石，大树等做法更为简洁有效。
组织严密，而且除了打日本人以外秋毫无犯，这样具有严格纪律的“胡匪”实在不多见，打票车先掐电话线，倒有几分老八路的风范。
难道是铁道游击队出了关?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别说后来活跃在鲁南铁路上的铁道游击队，连八路军此时都还没有建立呢。
但两年以前另一起倾覆日军军列事件的破坏手法与其几乎如出一辙。这就是赵尚志1932年4月组织的成高子袭击战。在那次行动中，第一次袭击曾试图用炸药炸毁铁路，由于信管失灵而失败。赵尚志接手后，采用了破坏铁轨固定道钉的方式，使日军征讨义勇军的“凯旋列车”翻覆爆炸，日方报道造成“日本军五十余人惨死”，比打哈尔滨损失还大。
同样的手法，同样选择哈尔滨周边的铁道线做文章，同样打的目标具有很高的重要性，只是成高子袭击战没有预先埋伏的部队扩大战果。看到这样多的相似，不懂得打仗的人都会问 -- 这一仗，会不会又是赵尚志干的?
赵尚志此时，正好率领哈东支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前身)在哈尔滨以东地区活动，其作战范围包括了双城。根据黑龙江文化网资料，在我方战史记载(据称出自《东北抗战实录》，但查其文未见对此战的描述，当是其他资料)中，哈东支队这期间的一次战斗与这次袭击十分相似。
根据黑龙江文化网的资料，1934年8月30日晚0时许，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袭击日军列车。在赵尚志司令的率领下，哈东支队破坏了中东铁路双城堡至五家子车站之间安西站附近的一段铁轨。当时从哈尔滨开往长春的第十一次旅客列车路经此处时脱轨，造成蒸汽机车和后面四节车厢侧翻。埋伏在附近高粱地里的哈东支队游击队员，对列车上日军乘坐的警备车和卧辅车发动进攻。给敌造成较大伤亡。当双城伪满军第二十三团第二营和五家子驻屯军等日伪军赶来增援时，哈东支队已经撤离。”
但是，在孔令波先生《1934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及作用研究》中，也有一条记载，认为是两支义勇军部队合作，完成了这次袭击 – “8月30日晚11时，11次列车在距哈尔滨42公里处，突然遭义勇军五省、长海等百人袭击，火车脱轨，日伪军死10人、伤35人，车内有日本瑷瑷县北满考察团80余人，无一幸免。”、
袭击日军列车的到底是赵尚志的部队，还是义勇军呢?
有一个细节可以确认这次袭击应是赵尚志所属的哈东支队所为 -- 《朝日画报》虽然提到袭击发生在五家和双城(双城壁，双城堡都是当时对双城的称呼)之间，但战斗的具体地点并无汉字标注，只有日文假名拼写“アンシデン(发音“安西店”)”并说明这是个紧急情况下才停车的小站，看来，报道这一事件的新闻记者也搞不清战斗的具体发生地点，只能根据采访所得进行音译。而我方明确记录破坏铁轨的地点在“安西站”附近 – 看地图，今天双城和五家之间确有安西镇其地，在铁道的东侧。如此，日文报道中的アンシデン，实际上应该就是“安西镇”。中日描述的战斗中不约而同提到“安西”这个地方，这一袭击的时间，地点就都吻合了。考虑到双方不可能互相参照，这不可能是巧合。而中方资料中还有日伪军出动部队的序列，这是日方报道中没有的。
但是，义勇军部队袭击列车的记录中也有非常准确的，其中提到了日本的考察团，虽然把爱媛县地名写错，但提到的人数恰好和日军提到被抓人数相符。这些，是《东北抗战实录》中不曾有的。
也许，两个记载都是正确的，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就在记载中袭击了日军列车的义勇军指挥官 –“-五省”的身上。
两名提到的义勇军指挥官中，“长海”很可能是孙长海，并不是一个有名的首领，而“五省”的名气就大多了。
不知道?单独提“五省”，其名气还不是很大，但是，“十三省”呢?
“爷爷生来不信邪，敢把天地扯半截，松花江是咱娘家的客，兴安岭是咱亲生的爹，头上顶着关东冒烟雪，一嗓子吼出个十三省，一嗓子吼出十三个爷。”
前些日子有一个描述东北抗联的电视剧十分火爆，名叫《十三省》，讲的是十三名抗联干部奉命以“结绺子”的方式，装扮成土匪开展抗日的传奇故事，情节颇为紧张激烈，尤其是其中一首主题曲确实有点儿荡气回肠的感觉。
电视连续剧的内容大多是虚构的，但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真的有一伙被称作“十三省”的抗日武装，在黑龙江颇有名气。其中，“五省”就是十三人中排行第五的耿殿臣，而他们的领袖，则是报号“三省”的耿殿君。两人都是从山东到东北汤原县黑金河矿淘金的工人，1932年受爱国热情感染参加了共产党人宋学文主持的肇源抗日救国会，后来都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干部，“三省”耿殿君最后的职务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十二团团长，“五省”耿殿臣的职务，据说是第三路军十二支队参谋长(未见正史记载)，两人都在和日军的作战中牺牲。
关于十三省的形成，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他们是在东北抗日联军于下江地区遇到极大困难时，由李兆麟派到三肇地区为西征打前站的一批干部，另一种说法认为他们都是肇源救国会的成员，肇源抗日救国会成立的当天，一起在“九省”孙玉亭家举行了磕头仪式。
对于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并无定论。呼兰学者王泽生考证耿殿君确曾参加过抗联的西征，但李兆麟负责西征工作在1938年以后，所以，若耿殿君确曾为西征打前站，其时间不可能早于1938年。而抗联历史专家史义军考证耿殿君在1939年就牺牲于克山县张信屯，并曾亲自到他的牺牲地考察。以此看来，“十三省”的报号若是出现在1938年，则其活跃期不过一年多，似乎不大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同时，“十三省”中包括多名地下工作者，有的开店，有的担任伪警察，有的是走方郎中，明显都在敌占区扎了根，这似乎也不是可以仓促间实现的。因此，“十三省”的报号出现在1932年肇源抗日救国会成立的时候，似乎更符合逻辑。
日伪档案也对这一说法比较有利。在《满洲国警察小史》中属于“十三省”系列报号的抗日武装，1936年前被记录和日军作战的就包括了“三省”，“五省”和“九省”，若说是巧合则多少有些难以置信。
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推测是 – “十三省”是1932年肇源抗日救国会成立时出现的报号，由于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还在萌芽，因此这个抗日团体的性质仍属于义勇军。十三名成员此后可能走了不同的道路，其中至少耿殿君，耿殿臣等率领的部队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成为赵尚志部抗联第三军的一部分，他们两人也最终成长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党员干部。1936年赵尚志率第三军主力前往汤原与夏云阶的部队会合，并开辟下江游击根据地，推测“十三省”中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成员如耿氏兄弟此时也随军前往。而耿殿君为西征打前站很可能也确有其事，但并非带着扮装成土匪的“十三省”去三肇地区开展工作，而是率领十二团前出三肇，在留在当地的“十三省”兄弟的支持下打开局面。
无论如何，“十三省”都是受到共产党影响甚深的抗日武装，而且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表现坚定，大部分后来牺牲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时隔六十年，事隔60年后，“十三省”中耿殿君，耿殿臣等牺牲的十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哈东支队时期，赵尚志顶着上级错误的极左指示，实际上已经有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雏形。他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义勇军和山林队，不但其队伍不但含有大量地方武装，而且经常和义勇军联合组织作战。
双城11次列车倾覆袭击发生的时候，赵尚志本人似应不在现场。哈东支队共分三个总队，赵尚志当时带第一总队，第二总队一部，总部和炮队，骑兵队等在宾县活动，第二总队政委马宏力则率该总队一部分人员到双城等道南地区活动，第三总队活动于道北延寿方正一带。这次战斗从活动区域看更像是第二总队所为。由于哈东支队总兵力不过四百五十人，每个总队的人数不过百人，马宏力率领的又并不是第二总队全部，仅几十名官兵试图袭击一列国际列车似乎有些兵力单薄。所以，以赵尚志部一贯的作战习惯而言，联合五省，长海两支义勇军共同行动是合理的 – 更何况以“五省”耿殿臣而言，他的部队要么是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半红半白的队伍，要么干脆就是他以地下党员身份领导的，在战斗中能够和哈东支队有效配合是正常的。
值得一提的是日方对这次国际列车袭击事件结局的报道 – 日军出动海陆空军百般搜寻，直到三天后的九月二日，才在金亮子(地点不详)救回了全部人质，据说还和抗日武装打了一仗，却又似乎双方均无损伤……
所谓锣鼓听音，其实，一个“全部人质”都被救回，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 若是双方发生交火，人质是不可能毫发无伤的，就是今天的特种部队也做不到。
《朝日画报》中日伪军在金亮子找到的外国人质在广庆号炮舰上合影，其惊魂未定犹可分辨
唯一的解释就是抗日武装释放了这些外国人质 – 也包括了日方的非战斗人员。抓到外国人后，让他们了解中国人的抵抗，然后将他们释放，是当时东北抗日武装的一种惯例。
这种国际影响，是抗战的东北军民极为需要的。日军可以拿回人质，却无法消除这样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外界在重重封锁之下知道，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中国人在不屈地战斗。
就用一个曾被抗日武装抓获又释放的美国人质的话，来做这篇文章的结尾吧 –
“照你所说，倘若你真是个美国人，那末你不是我们的敌人。”一个壮健的华人这样的说。他年约三十左右，好像就是六十名光景的便衣队的领袖。他正截劫了中东铁路火车，带了九十六个旅客而去，在这些旅客中，有十一个是俄国人，有一个是美国人，便是在下。
。。。。。。
“我们决不伤害你们，你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以后就要释放你们，这里便是你们的行李。”那个首领说着手指茅屋角上堆在一起的我们的行李。
。。。。。。抢劫沿路乡村的事，都是加入义勇军的真正土匪干的，在他们，抢劫已是第二天性了。诚然，他们免不了有这样的事，但我们的结合为时很暂，我们一定要用力去驯服他们。我们须知这是战争，为了使我们能从强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对的。根本，战争便是血泪交流的惨事啊!
“你说这样的苦战可以继续到若干时，这是谁也不能答复的。我个人觉得在北满，因了山岭的阻隔与广大的森林，这苦战至少可以继续数年，五年或者十年以上。我们全国已都起来反对倭寇及他们背后的汉奸了。这里的人民，大都是移入者，来自河北、山东。河南及关内请省，他们决定不使满洲成为倭寇的领土。这决心，甚至我们的小孩已都有了。诚然我们这样的战争，这样在山林间驰骋着，确是件艰难困苦的事!”
。。。。。。
“讲到援助，我们是很多。记住俄国，走过境去，就有万千的华人韩人都愿意援助我们这正当的战争。他们一定会援助我们的。并且，我们知道世界的同情也在我们。。。。。。”
选自《闸北的苦战》(上海新生命书局)
不管是谁打的日伪国际列车，也许他们所要的，就是要传出这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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