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也有年龄焦虑吗(2)

人口政策的体现 古代人的婚嫁年龄焦虑

从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也有婚嫁年龄焦虑，而这在宋以前尤为凸显。早在先秦，《周礼》中就有规定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东周时期，受传统家族观念以及社会、政治、生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早婚现象较为普遍，人们尚未有晚婚晚育的思想和认识。因此，男性二十左右、女性十五左右的婚龄现象是整个社会主流。

至汉代，社会婚俗仍延续先秦的“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传统，例如《白虎通义·嫁娶》中记载：“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阳数奇，阴数偶。男长女幼者，阳舒，阴促。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盛，任为人母。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

《农村嫁女图》

但有学者研究认为，这只是汉儒对先秦礼制的倡导，而非两汉真实的婚嫁年龄。相对而言，汉代盛行早婚，女子的初婚年龄在十三四岁至十七八岁之间，学者也借助出土汉简证实了汉代早婚民俗的历史真实性。虽然两汉社会的主流婚姻形态是早婚，但仍然存在女性“过时不嫁”的现象，而超过15-20岁的年龄段者即可视为“过时”。学者梳理史料得出，两汉晚嫁群体主要有贫女、丑女、巫女、宫人以及残缺家庭的长女等，她们受自身条件或社会身份的影响而不能适时婚嫁。两汉官方认为这种现象对女性身心健康、社会秩序安定和人口增长都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推进积极鼓励民间百姓及时婚嫁的政策。

南北朝时期，妇女的结婚年龄更早。学者通过研究北朝女性墓志得出，北朝的适婚年龄为14岁，但实际的结婚年龄参差不齐，从14-27岁不等，平均年龄应在16、17岁左右。北朝是门阀贵族统治时代，门阀贵族讲究门第等级，重视家族利益，这反映在婚姻上就表现为极端封闭的等级制婚姻。相比唐墓志中记载的女性普遍24岁后成婚，北朝的情况则呈现出早婚的状态。早婚现象其实反映出北朝女性，尤其是北朝贵族阶层女性婚姻年龄的不自主性，在北朝门阀贵族盛行门第婚姻之下，贵族女性大多是裙带关系之枢纽。

至唐代，婚龄则与前代又有不同。学者整理墓志资料总结出唐代妇女及男子的婚龄为：女子结婚期集中在13-22岁，而男子的结婚高峰期为17-30岁。相对而言，男子呈现相对晚婚的状态，夫妻之间男大女4-8岁为常见。究其原因，学者认为男女婚嫁推迟主要是经济原因，意在仕途的学子有可能推迟结婚，因此这些学子取得功名后，常有老夫少妻现象。

宋代的情况则与唐代相似，宋代司马光等士大夫并不认同法理上的观点，既否定“古礼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的规定，认为太迟，又反对唐、宋的法定婚龄，认为早婚也有弊端。因此，他们“参古今之道，酌礼令之中，顺天地之礼理，合人情之宜”，提出“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岁”是成婚最合适的年纪。而出土文献也证明了这一规定，学者研究墓志统计得出，418位妇女的确切初婚年龄，并与其他历史时期的女性初婚年龄比较，宋代呈现晚婚趋势，并且，宋代婚姻的地域圈仍具有近距离婚姻的特色。

《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卷》

在民族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文化因素长期以来渗透在婚姻关系中。无论这些文化影响是大是小，是明是暗，婚姻关系都能反映出传统文化的多面性。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政治经济制度、伦理道德礼仪规范、宗教观念、审美意识和社会风俗的变迁轨迹和特点，都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也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

年龄焦虑 中国古代的文化特征的反映

心理学认为，“焦虑”作为一种情绪状态，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同紧张、焦急、恐惧和羞愧等感受相联系的情绪状态，而且往往是人们因为对某种尚未发生的危险的预期而产生的不良情绪反应。据学者指出，个体普遍性焦虑感的原因是我们对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限制的一种反应，文化态度及社会所提供给个人的选择决定着个人在社会中是否会受到强烈的心理折磨，因而焦虑实际上是具有社会属性的。

因此，我们不妨将视线从自身的行为习惯移开，转而看向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与特征。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以农业社会为根本，漫长的农耕文明奠定了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随着农业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农事与时间之间的联系，社会逐渐形成了农业与时间相关联的观念。在此影响下，人们对时间划分的习惯延伸到日常生活，反映为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时间要求，继而影响到人生理念和生存方式。

无巧不成书，人们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制定时间观念进而“制约”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行为准则。具体来看，“不违农时”才能获得丰收的法则，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的观点一起，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年龄观。个人的生命因此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仿佛人必须要在最佳时间完成具体的事情。这种年龄焦虑也表现为人们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这是焦虑感在个体上的外在体现。

《农迁图》

综上所述，这种心态与文化背景呈现为一种现象：在生活中，人们也认为做某些事情都有最佳时机，比如在30岁之前结婚生子，在40岁之前事业成功，在60岁尽享天伦之乐等等。人们一旦错过正确的时间就意味着被别人甩在身后，从而导致严重的后果。与之相反，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甚至可能造成一种对生活中没有完成任务而产生恐慌和内疚感，变成了一种应该完成某事的压力感，正向积极的情绪，例如责任感和使命感反而变成了焦虑的真正来源。因此，中国人年龄焦虑的深层次文化因素与中国古代社会，即农耕社会的结构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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