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

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因此当士族没落以后，九品中正制也被彻底废除了。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历史作用及其与门阀制的关系的争议

刘访师认为，从公元220年到280年的60年间，因九品中正制破除了察举制的束缚，在选用人才上出现了一派新气象，这是它的隆盛时期。

吴霓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历史上选举制度继两汉察举、征辟后的又一变迁。作为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九品中正制对私学不可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很直接的、很明显的。九品中正制在客观上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的兴盛。

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制诚然是曹魏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某种妥协，但更体现了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强有力控制。尽管创立九品中正制的初衷在于将选举权收归中央，但却无法逆转门阀专政的历史倾向，九品中正制最终还是巩固了门阀的统治。

韩国磐认为，九品中正制本来是要按才能品选人物，却演变成由中正来决定人才的高下。中正又都是本州郡的世家名门贵族官僚来担任，因而所定为上品者，无非世族名门。九品中正制成为士族把持选举，操纵政治的工具，由此而形成了以后的门阀政治。

张旭华认为，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从陈群创建到司马懿设立州中正，为九品中正制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此制在选贤任能方面确曾起到积极作用。第二，自司马懿设立州中正到

西晋建立，是九品中正制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九品中正制终于完成了向门阀化转变的历史过程，成为巩固门阀统治的政治支柱。

陈琳国认为，九品中正制颁行之初，门地不是唯一标准，才能还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视。但是不能否认，由于九品中正制把选举大权交给了朝廷权贵和地方大族，它抛弃了汉代选官中的推荐、考察、试用等好传统，因此不可避免地逐渐变成高门大族的工具，促进和加速了门阀制度的确立。

陈清泉、郑天禄认为，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存在着过多弊病，在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间，政治上纷乱不已，阶级矛盾尖锐，道德风尚败坏，这一切也同它的实行是有密切关系的。

胡宝国认为，九品中正制应该与汉代的任子制进行比较研究，才可以更清楚它的作用。任子制与九品中正制虽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某些差异。首先，在人数上，任子制有严格限制。九品中正制建立时并不是一项特权制度，因此不可能规定高官子弟可以获得上品的人数。没有人数限制而在实际执行中又确实成为特权制度，这就构成了九品中正制度的一大特点。在此种情况下，高官子弟大都可以获得上品，步入清途，“坐致公卿”。其次，汉代的任子制不具有垄断性，而在九品中正制度下，广大庶族地主以及一般的低等世族很难进入上品之列，步入清途。没有人数限制、封闭性是九品中正制别于任子制的关键所在。在此制度下，高门世族的政治力量必然呈现出日益扩张的趋势。毫无疑问，在不断扩大基础上的世袭特权具有更稳固的特征，因为某一分支的衰落不会影响整个宗族政治权力的继续传袭。南朝一些高门世族的家世，往往可以追溯到晋代，其原因必定是复杂多样的，但九品中正制度的实行显然是原因之一。 

史家争论

称谓问题

陈长琦对史学界习称的“九品中正制”这一提法持有异议。他指出，现存的魏晋南朝史料，均无“九品中正制”的提法，最早的提法则是“九品官人法”。

实际上，无论是认为“九品中正制度”就是“九品官人法”，二者无需区别；或者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对九品官人法的更准确的表述，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认识产生的根源，在于误解了魏晋时人对九品官人法的评价。

魏晋人集中攻击的是中正制度，攻击中正对人才的不公平评价。由于中正制度是九品官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些学者产生误解，将中正九品之制误认为就是九品官人法。其实，中正九品制或者我们所常说的九品中正制，只是九品官人法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