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开光

1997年10月31日在白马寺举行。泰式佛像是1991年泰国友人常媛女士和泰国内务部部长瓦塔纳先生所捐赠，同时出资2.7万美元，与白马寺共同修建一座泰式佛殿。参加法会的有名山大寺的大德高僧，省、市政府及宗教局领导，泰国商业部副部长顺蓬·阿萨瓦哈先生、常媛女士等泰国客人及佛门四众。

破坏保护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第一次遭到了破坏。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

祖师墓0年），以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的各地联军，对洛阳形成了半包围的阵势。为防止人民逃回，他便把洛阳城周围二百里以内的房屋全部烧光，白马寺被烧荡殆尽。

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自称皇帝，即位于许昌。在东汉洛阳废墟之上，重新营建洛阳宫，即包括重建白马寺。再从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有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佛律”的记载，足证白马寺在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之后已经恢复。

西晋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司马颙部将张方攻入洛阳，烧杀虏掠，在长期的战乱兵火中，白马寺再一次遭受严重破坏。

经过北魏末年的“永熙之乱”，洛阳城又一次残遭破坏。在迁都邺城之后，洛阳仅余寺四百二十一所，其中，尚有白马寺。大约在“永熙之乱”中，白马寺虽难于幸免，但还是残存下来了。直到清代，在白马寺大殿左侧，还保存一座“白马寺造像幢”，幢有五十余尊佛像，上下左右俱有题名。另在解放前，白马寺曾出土一尊巨大的玉石弥勒菩萨坐像，身高2.16米，系一件极可宝贵的北魏造像佳作。惜已散失海外，至今仍保存在美国一家博物馆中。

唐武周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则天敕修白马寺，这是白马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代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对东都洛阳的破坏甚为严重。白马寺当亦然。“安史之乱”以后的白马寺，还保存着一些唐代或唐代以前的断碑。

唐代末年，洛阳长时期陷入战乱兵火。白马寺再次遭受战乱的破坏。

到了宋代，采取适当保护佛教的政策宋代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敕修白马寺。

明代初年，以禅宗中的临济宗最流行。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太祖朱元璋敕修白马寺；景泰年间，明政府曾规定各地寺观产业限制为六十亩。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身为朝廷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总督东厂之职的黄锦，又一次大规模整修白马寺。由黄锦撰文的《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石碑，保存了关于此次重修的详细资料。此次重修，大体上奠定了今日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在白马寺沿革史上意义重大。据解放后地面实测，白马寺总面积为四万平方米左右，这和明代重修时占地六十二亩的记载基本相合。

明代末年，洛阳又遭战乱破坏。清代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立佛殿（接引殿）被焚烧；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复被重建。接引殿是寺内现存规模最小，重建最晚的一重大殿。清代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曾重修清凉台之毗卢阁。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受到强敌威胁，决计迁都洛阳。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等来洛阳，往访白马寺。时白马寺墙败宇塌，庭阶荒芜，即于一九三一年委请上海佛教会德浩法师住锡白马寺，重行营建。此次重修，修建了山门内左右两侧的门头堂、云水堂和天王殿、大佛殿两侧的客堂、祖堂、禅堂、斋堂，又在寺院东南、西南各修建方形歇山顶二层阁楼一座（即钟、鼓楼，也称角楼），以青石镶包了印度高僧墓和天王殿、大佛殿的台基，补修了各殿阁、厢房之门窗；配置铜铁器，铸宝鼎、铜牌、铜钟，并把一尊高约0.90米的白玉佛迁奉于毗卢阁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州大地处于战乱兵火之中，白马寺两度败落，墙颓殿倾，野草没膝，一片荒凉景象，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

新中国成立后，白马寺先后于1952年、1954年、1959年多次拨专款重修。1959年郭沫若先生参观白马寺，曾留下了“白马驮经印度来”一首“七律”作为纪念。1961年，国务院确定白马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革之时，白马寺也惨遭破坏。佛像被砸，经卷被烧。相传为摄摩腾、竺法兰二高僧带来的极为珍贵的三十余片“贝叶经”也化作灰烬。

1972年对白马寺的全面修复，这一次重修，前后持续十年，用款数十万之多，翻修主要殿阁，彩绘天棚、梁、架、斗拱，油漆门窗、殿柱，广骋新老艺人塑造佛像，贴金涂彩；培植花木，彻阶修路。使千年古刹，面貌为之一新。1973年，正式成立了文物保管所。1984年，移交洛阳市佛教协会和僧人管理。一些在“十年动乱”时被迫还乡的僧人也先后返寺。国家对他们进行了妥善的安排，使其诵经有所，衣食有靠；还为僧人的佛事活动而配设了多种香案、供器、七珍八宝，在大殿内悬挂幔帐，莲台前摆列蒲团，逐渐恢复了这座千年古刹固有的宗教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