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

样”。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 

永平八年（公元65年），蔡、秦等人告别帝都，踏上“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在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

永平十年（公元67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

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寺”字，后来“寺”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 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

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印度高僧昙柯迦罗来到白马寺。此时佛教也从深宫走进了市井民间。随后，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同一时期，安息国僧人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昙无德羯磨》。至此，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铺就，为中土戒律之始。

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一场受戒仪式在白马寺举行，这是一个注定要深深印刻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事件。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坛，长跪于佛祖面前，成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自此，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老传统被打破了。
　　佛教在中国扎根、传播最初的二百年，整个过程都与白马寺息息相关。这里是中国第一次西天求法的产物，是最早来中国传教弘法的僧人的居所；这里诞生了第一部中文佛经和中文戒律，产生了第一个中国汉地僧人……总之，白马寺是与中国佛教的许许多多个“第一”紧紧联在一起的，这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建筑格局

白马寺整个寺庙坐北朝南，为一长形院落，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 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接引殿、毗卢阁等，均列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虽不是创建时的“悉依天竺旧式”，但寺址都从未迁动过，因而汉时的台、 井仍依稀可见。有五重大殿和四个大院以及东西厢房。 

整个寺庙布局规整，风格古朴。寺大门之外，广场南有近些年新建石牌坊、放生池、石拱桥，其左右两侧为绿地。左右相对有两匹石马，大小和真马相当，形象温和驯良，这是两匹宋代的石雕马，身高1.75米，长2.20米，作低头负重状。相传这两匹石雕马原在永庆公主（宋太祖赵匡胤之女）驸马、右马将军魏咸信的墓前，后由白马寺的住持德结和尚搬迁至此。 走进山门，西侧有一座《重修西京白马寺记》石碑。这是宋太宗赵光义下令重修白马寺时，由苏易简撰写，淳化三年（992）刻碑立于寺内的。碑文分五节，矩形书写，人称“断文碑”。山门东侧有一座《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石碑，这是元太祖忽必烈两次下诏修建白马寺，由当时白马寺文才和尚撰写，至顺四年（1333）著名书法家赵孟頫刻碑，立于寺内的，人称“赵碑”。 

白马寺山门采用牌坊式的一门三洞的石砌弧券门。“山门”是中国佛寺的正门，一般由三个门组成，象征佛教“空门”、“无相门”、“无作门”的“三解脱门”。由于中国古代许多寺院建在山村里，故又有“山门”之称。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 曾重建。红色的门楣上嵌着“白马寺”的青石题刻，它同接引殿通往清凉台的桥洞拱形石上的字迹一样，是东汉遗物，为白马寺最早的古迹。 

山门内东西两侧有摄摩腾和竺法兰二僧墓。五重大殿由南向北依次为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和毗卢殿。每座大殿都有造像，多为元、明、清时期的作品。毗卢殿在清凉台上，清凉台为摄摩腾、竺法兰翻译佛经之处。东西厢房左右对称。整个建筑宏伟肃穆，布局严整。此外，还有碑刻40多方，对研究寺院的历史和佛教文化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