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指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 汉初,因多年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汉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汉文帝二年 和十二年 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 ,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 汉文帝生活十分节俭,宫室内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车类也没有添,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就是休养生息的政策。 文景二帝还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劝解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 文景时期,重视“以德化民”,当时社会比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来。到景帝后期时,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汉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是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盛世。文景之治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首先是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从汉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农民的负担是最轻的。从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西汉前期七十余年农民负担一直很轻是历史上公认的。
其次是人民富足,社会安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这样的安康和谐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再次,经济发展,国家财政充实。由于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国家财政与建国初相比,出现了天壤之别。如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实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
由此可知,西汉以“文景之治”为标志的太平盛世,是通过轻徭薄赋政策取得的。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也不是无所事事、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是积极“有为”的。那就是为农民建立平静稳定的生产环境,努力把对农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干扰降低到最小,努力保证农民的劳动得到稳定的报酬。在排除农民生产干扰方面,一是减轻政府对农民的赋役负担,二是打击豪强对农民的侵害;在保证农民收益上,一方面大幅度减免农业税,一方面通过财税政策稳定物价。太平盛世,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不是标志,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农民的富足程度。
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减轻徭役赋税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以巩固封建统治。文景两代,继续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因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他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文帝对秦代的苛刑峻法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又作了重大改革。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友好的政策,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这种做法既起到了“御胡”的目的,也起了开发边境的作用,为汉代屯田之先河。
汉景帝引导人民走向善良,通过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在人们心目中高度合理化,所以文景之治得以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汉景帝的确是一代明君。文帝时期比较清明的,社会是安定的。
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社会和国家都已经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由此可见,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确实称得上是太平盛世。因此史家称这段统治时期为“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在汉朝统一王权的统治下,统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采取与时代相应的统治政策,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因而促进了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
《史记·平淮书》载:“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汉书・景帝纪》:“汉兴,扫除繁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汉书·刑法志》:“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
《资治通鉴·卷十五》:“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旧唐书·宪宗纪上》:“文景醲化,百王莫先。”
杨炯《公卿以下冕服议》赞颂唐太宗功绩,以“文景”事业相比况。
裴垍《贤良策》:“至汉文及我太宗皇帝,皆不以宝位自矜,不以洪业自恣,率身以政,御物以仁。”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八《才识兼备明于体用策一道》:“礼行故上下辑睦,乐达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万邦怀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动植之类咸煦妪而自遂焉,虽成康文景之理,无以出于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