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参见：秦末农民战争、楚汉之争、诸吕之乱

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四年楚汉之争，社会动荡不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致使西汉初年社会经济非常贫困。史书上记载：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百姓死者过半 。那时连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纯一色的马拉的车子，将相们只能坐牛车。面对着这种形势汉高祖刘邦采用休养生息之宽松政策治理天下，让士兵复员归家，豁免其徭役，重农抑商，恢复了残破的社会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君主专制社会经济成为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 

汉高祖死后，汉廷经过一段的动荡，爆发了诸吕之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史称为汉文帝，朝政逐步稳定下来。其后汉景帝刘启即位，汉高祖及其后的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灭的教训，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汉初至汉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文、景二帝仁慈恭俭，笃信黄老，以清静不扰民为政策，海内富庶，国力强盛。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

无为而治

汉帝国建立之初，利用民众对秦王朝残厉法制的不满，顺从民意，进行了政治改革。为与民休养生息，采取了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这也是道家思想第一次登堂入室。

所谓“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原道》篇就阐述了这一思想原则。在行政实践中推行这样的原则，就像《淮南子·览冥》中所说“除苛削之法，去烦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齐俗》中所说“上无苛令，官无烦治”。无为政治看起来有消极保守的倾向，从另一种种角度看，却透露出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精神。这种政策强调行政上不妄为，少有急切的举措，避免苛政扰民，使社会生活在自然的状况下得以安定。这种政治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进步。 

文景时期，继续推行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各项政治措施实际上都围绕着无为而治的思想展开，并适当补益损革，使得汉朝国力逐步恢复。文景时代比较宽和的政治空气，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汉书·食货志上》说，“文帝即位，躬修位节，以安百姓”，对于当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稳定局面

文帝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 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前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 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

汉初统治者认为秦朝郡县制并不成熟，在国体上实行了郡国并行制。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推举自己上位和诛杀诸吕的有功之臣。汉文帝前元年（前179）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封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汉文帝根据群臣的建议，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

汉景帝即位后，加强中央集权，重用御史大夫晁错，大力推行削藩。平定“七国之乱”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汉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汉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

汉景帝抑贬诸侯王的地位，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

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虚怀纳谏

文景二帝还十分重视有识之士，听取和采纳他们有利朝廷的建议。思想家贾谊提出农业生产是立国的根本，只有把粮食积贮得多了，才能攻能守。政治家晁错提出重农轻商的主张，提出使农民附着于土地的观点，文帝都采取了措施加以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