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处死犯人的方式有戮、弃市、磔、腰斩、车裂、凿顶、抽肋、镬烹、囊扑等，都是极残酷的死刑。秦始皇对犯禁的“儒”采取活埋的处死方式，似乎还是一种“优待”；但四百六十余人同时大活埋，实在惨绝人寰。其实这也是秦国的老传统。据《史记·白起列传》载，秦昭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武安君白起大败赵将贾偃，沉其卒二万人于黄河，这是“水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白起又在长平大败赵军，俘虏四十万，用欺骗手段全部坑杀，这是“土埋”。与白起比较，秦始皇“坑儒”还是小巫见大巫。传说中的“伏机”也并非凭空捏造，骊山脚下的秦始皇大墓就装有这一暗器，这在《史记》中是明白记载着的。 

三、李斯提出“焚书”是有私心的

“焚书令”是非常严酷的：两人交谈《诗经》、《尚书》的话题就要斩首市曹；称引古书古事以非议时政的要全家杀头；官吏知情不检举的与犯者同罪；法令颁布后超过三十日留书不烧的，要脸上刺字罚筑长城。李斯提出这样严酷的“焚书令”似乎很偶然，实际上却是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利用手中权力压抑其他学术派别的学术之争。

表面上，事情很偶然：周青臣在宴会上的献谀引出淳于越的忠谏，淳于越的忠谏引出李斯的建议，最后由秦始皇裁决颁令。如果周青臣不献谀，或淳于越、李斯不发言，似乎就不会产生焚书令。其实不然，这件事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必然性支配。有秦始皇的好谀才会有周青臣的献谀。献谀是当时的风气，不独周青臣如引，李斯的献谀并不比周青臣逊色。淳于越是来自齐鲁地区的书生，受儒家学术的熏陶，向往古代，主张“师古”是很自然的。他的发言应该说是出自忠心，但主张恢复过时的分封制则未免不识时务，秦始皇没有治他的罪已算便宜。李斯是秦王朝的功臣，又是著名的佞臣。他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两人在私交方面是冤家，学术和政治主张却相同，都尊法贱儒，狂热拥护极端的君主专制。当有人提出削弱君主专制的主张时，身为丞相的李斯站出来驳斥，提出加强独裁的建议，是很自然的。

但是，如果只为禁止书生谤议，“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条就够了，完全没有必要大规模焚毁书籍。李斯之所以要提出一套完整的焚书方案，应该说他不但有政治斗争方面的考虑，而且有思想学术斗争方面的考虑。李斯既然是荀子的学生，就应该是儒家学说的信奉者，可是儒学在秦国吃不开，所以他投奔秦国以后就抛弃了儒家那一套主张，改事刑名法术之学。如今做了丞相，儒学更成为他事业的绊脚石。他意识到：诸生谤议是“苗”，儒家的思想学说是“根”，斩草必须除根，因此非焚书不可。他想通过焚书之举彻底清除儒家思想学说的传播。 

四、秦始皇没有焚尽天下书

后世对秦始皇焚书有很多议论，其中一大议题是秦始皇究竟焚了多少书。据《史记》所载，当时法令规定应焚之书共三类：史官收藏的除秦国史料以外的其他六国的所有史料；儒家的《诗》、《书》；“百家语”。这里涉及到三个问题：

其一，官藏之书没有烧

《史记》原文：“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那么除民间之外的“博士官所职”有没有《诗》、《书》、百家语呢？若有，烧不烧？原文的规定是含混的。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认为，法令规定只烧私人所藏的《诗》、《书》、百家语，博士官所收掌的不烧。后世学者多沿袭其说。清人刘大（木魁）著《焚书辨》，力证官书不烧，认为博士收掌之书未焚于秦始皇，而是项羽屠咸阳、烧宫室时才被烧毁，因此焚书的罪魁是项羽而不是秦始皇。

近人章太炎认为王充误读了《史记》原文，他在《秦献记》中说，原文“倒言之，即是：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者。正谓《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也。”他认为按法令规定，除秦国的历史文献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书无所不烧，无所不禁，不存在博士官所掌不烧之事，因为博士官本来就不掌《诗》、《书》、百家语。

其二，“百家语”是什么书

通常认为，“百家语”即是诸子百家之书。朱彝尊在《曝书亭集·秦始皇论》中甚至认为李斯的本意是烧诸子之书，但如果只烧诸子书不烧《诗》、《书》，则诸子“邪说”有所附会，所以不得不连同《诗》、《书》一并烧毁。

王充在《论衡·书解》中则认为“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也认为“暴秦烈火，势炎昆冈，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今人范文澜为刘勰这几句话作注，认为诸子之书卷帙不重，山岩屋壁容易躲藏，所以未遭秦火。这样解说似乎不合刘勰原意。但从道、法、名、墨、阴阳诸家之书的流传情形看，秦始皇的确未焚诸子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