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秦长城不仅在构筑方法上有自己的风格，而且在防御设施的建置也有一定的特色，以石筑见称。

秦长城第一阶段的重点是维修、连接秦赵燕等战国长城，新筑的部分不多，工程量不大，还没有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由蒙恬率部和沿线军民共同完成，后期则大力修建长城。在修筑北方长城的同时，原诸侯国间用以“互防”的长城被拆毁：“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

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长城确保了边防的巩固和国家的安全，给这一中原农业的生产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就如《过秦论》中所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汉代

汉初，匈奴乘华夏战乱，越过秦大将蒙恬所筑长城，和汉帝国以战国秦、赵、燕长城为界对峙。由于长城年久失修，北方守军稀少，因此，强大的匈奴不断进入长城以内掳掠。

但是，就是这样一条破烂不堪的长城，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军事防御作用。程不识是驻守长城的名将，治军严厉，只要他戍边匈奴就不敢来犯。其后卫青、霍去病、公孙贺、公孙敖等出击匈奴，均以秦、赵长城为进攻退守的主要据点。

汉武帝登基后，连续发动多次对匈奴的战争，将其驱逐至漠北，修复了蒙恬所筑秦长城，又修建了外长城，筑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鸭绿江北岸、全长近一万公里的长城。此时战国时期的秦、赵、燕长城才被放弃，其军事防御作用也随之终结。 

汉武帝修筑长城驱逐匈奴，对维护西汉帝国的安全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

隋代

为了对付来自漠北突厥的南下袭扰和掠夺，隋文帝杨坚自建国伊始，就把修筑长城、巩固边防，视为重要国防政策。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除了继续防御北方突厥的袭扰之外，还要着力对付来自西北方面吐谷浑的侵袭，为此曾先后两次修筑长城，动用劳力之多隋代前所未有。自开皇元年至大业四年的28年中，隋朝两代统治者先后7次调发近200万劳力，于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增建城垒，在前代北魏和周、齐修筑长城的基础上，使东迄紫河，中经朔方、灵武之境，西至榆谷以东的长城、筑垒，基本连成一线。 

2007年，在山西省岢岚县发现了一方隋朝筑长城的刻石，这方长城施工碑记是现今出土的最早的有纪年的施工碑记，也是隋代长城遗址出土的唯一一方施工碑记。2009年勘测，隋长城遗迹位于山顶，为石筑，已塌为石滩状，高约50一80厘米。山腰部为土筑长城，地表残高约1.5米，夯土层13厘米。

2010年，长城资源调查队对陕西省延安、榆林、渭南三市16个区县的早期长城资源进行了野外调查。共调查战国、秦、汉、隋等时代长城近1700公里。新发现战国秦昭襄王长城200余公里，在榆林市榆阳区、神木县、横山县、靖边县、定边县5区县新发现隋长城约500公里。隋长城大部分段落沿用了秦昭襄王时期长城，而隋长城又被明长城沿用。 

2010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博物馆长城调查小组在鄂前旗文物管理所的协助下，通过察看航空影像、地形，定位GPS，查阅文史资料，分析卫星照片以及专家论证后，确认鄂前旗上海庙境内发现一处隋长城遗址。隋长城位于鄂前旗上海庙镇特布德嘎查境内，共有3段，墙体为堆筑土墙，不坚固，泛白色，呈鱼脊状凸起，宽约3到6米，残高约0.5到1米，均在明长城以北约90到200米处，约6.8公里。更多的遗址位于明长城大边和二边以北，距离明长城50到300米，墙体笔直，与明长城走向一致。 

唐代

长久以来，“唐代无长城”在学术界已成定论，但唐代确实修过长城，位于山西省榆社县，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拒胡长城”不同，建筑这条长城是为了统一战争。

《新唐书·地理志》载：山西太谷县“东南八十里马岭有长城，自平城至于鲁口三百里，贞观之年废。”现唐长城遗址从马陵关沿马岭向关上（即今社城镇关上村西），由关上至榆社县石源村，再至黄花沟（自然村），再至石会（村）、琵琶窑（村）、焦红寺（村）一带，最后至仪城（辖于和顺县）。

唐朝建立的最初几年，同时并存的还有14个割据政权，其中有一支劲旅就是依附突厥，并自封为皇帝的刘武周。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攻占李渊发祥之地晋阳（今太原），攻陷河东大部分地方，威逼关中。唐王朝迅速采取强硬手段，一方面派秦王李世民抵御刘武周，另一方面迅即构筑防御设施，从平城至鲁口的长城由此出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