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4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怀柔区箭扣146号敌楼至150号敌楼及长城（天梯至鹰飞倒仰）修缮工程方案的请示》（京文物[2015]504号），原则同意所报怀柔区箭扣146号敌楼至150号敌楼及长城（天梯至鹰飞倒仰）修缮工程方案。 

2016年5月5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呈报新建崇礼铁路穿越长城遗址设计方案的请示》（冀文物字〔2016〕68号），原则同意所报新建崇礼铁路以隧道方式通过大尖山长城1段、正盘台村长城第4段、小口梁东北侧长城、营岔二号烽火台、转山一号烽火台的方案。 

2016年5月6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呈报环县战国秦长城黑风口段保护维修加固工程设计方案的报告》（甘文局发〔2015〕319号）。 

2016年5月6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呈报〈齐长城——淄川青龙山及护宝泉村南山段抢修保护方案〉的请示》（鲁文发〔2016〕20号）。 

影响意义

边带发展

自秦汉至明清，长城沿线的许多关口成为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系统民族交易的场所或中心，有的逐渐发展成为长城沿线的重要城镇。长城既保证了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又为二者的交流和相互补充提供了场所和方便；又起着调解两种经济，使农、牧业经济朝着主辅相互配合的方向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长城不单纯是曾起过将两种经济、文化分割开来的作用，还曾担负着将两种经济、文化紧紧系在一起的重任。 

秦汉之时，累计投入的兵民有近千万之众。秦始皇在修筑长城的同时，即着手加强边境地区的开发建设，揭开了屯田戍边、开发边区的序幕。汉代由于修筑长城的时间较长，曾有多人提出移民实边的建议，这些建议先后被汉政府采纳接受并组织实施。移民和戍守长城的军人一起，开垦荒地进行农耕，不但加速了边区的经济开发，节省了政府的大量军费开支，而且大大减少了长途运输之苦，并将华夏文化远播四方。

民族融合

在文化方面，长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上也起了重要作用。长城的修建和戍守，长城区域的争战，反而促使了中国古代汉族和十几个少数民族进行了广泛的融合。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南匈奴归汉，实现了中原农业区的华夏汉族与北方畜牧民族的汇合，这便是中华民族的形成之始。建国以后在内蒙古阴山一带汉代城堡遗址的考古发现，说明汉与匈奴的和平往来，并没有完全被万里长城和军事堡垒所遮断。唐代，唐太宗大破突厥军后，使数十万降众居住在边境长城沿线一带，设置六个都督府，任命突厥人为都督。突厥人接受了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金元时期，雁门关外由起初的“不植桑榆不种麻”，到后来的“生民何处不桑麻”，正反映了这一历史的规律。明在长城沿线开放“马市”，表现了汉蒙互相依存、渐趋融合的密切关系。清政府采取怀柔政策，进一步促进了长城一带的民族大融合。

军事意义

长城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它并非简单孤立的一线城墙，而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把长城沿线的隘口、军堡、关城和军事重镇连接成一张严密的网，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军堡、关城和军事重镇这个体系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讯、隐蔽等多种功能，并配置有长驻军队的点线结合防御工程整体。

长城所体现出的军事防御思想，在军事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长城的产生和发展和中国古代的整个军事发展同步前进，对于研究古代军事作战思想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秦皇汉武，包括明初，无不是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优势时修建长城的。这说明，修筑长城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继续进取的谋略。

修筑长城，是针对西北边地军情所采取的积极措施，是化被动为主动事前防御。需要要强调的是，长城的防御作用不是一般人以为的“不被攻陷”；其真正的用处在于——入侵者或许能集中力量偶尔攻破一两个关口、闯入内地，但只要整段长城还驻守有强劲的军队，入侵者就始终面临被阻击、伏击而无法回家的危险；尤其是，长城扼住了燕山和太行山北支各个交通要道，游牧民族的骑兵纵然破关而入，但只能对内地实施骚扰，而他们的后勤根本无法通过关口输送进来，故而无法在内地立足、从而动摇中华帝国的根基。癣疥之疾再重，也侵入不到膏肓，这是长城存在的根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