邲之战,又称“两棠之役”,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会战,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公元前597年,楚国围攻郑国,晋国派荀林父率三军救郑,双方在邲地(今河南郑州北)展开争夺,在作战中,楚军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无力等弱点,适时出击,战胜对手,从而一洗城濮之战中失败的耻辱,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楚庄王也由于此役的胜利而一举奠定了“春秋五霸”的地位。 因为泌水入荥阳称“蒗荡渠”,可写作“两棠”,所以此战又可称为“两棠之役”。如《吕氏春秋·至忠》和贾谊《新书·先醒》都写作“战于两棠”。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有《两棠之役》多种。
楚军的胜利,则在于作战指导的高明一筹。楚庄王亲自统率楚军,指挥集中统一,不像晋军那样各自为政。在战前一再遣使侦查晋军的虚实,并佯作求和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松懈晋军的防卫。在作战中,又通过挑战应战,由小战变为大战,迅速展开奇袭突击行动,一举击溃晋军。至于论者多以为楚军没有实施猛烈的追击,以致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这其实是不谙春秋时作战遵循“逐奔不远”军礼原则的误解。在当时军礼原则的规范下,楚军只能是“不穷不能”,而无法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去聚歼晋军。
邲之战的失败,虽使晋在与楚争霸中暂处下风,但并未损害晋国元气,所以晋国仍然有力量与楚对抗。两国的争霸战争在新的条件下重又展开。
春秋五霸的人选历来有争议,有几种排法:一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另一排法为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还有一种排法为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无论哪一种排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都是当之无愧的人选。
熊侣三年不飞,一飞惊人,文治武功,给楚国带来了强盛和霸业,从此楚国崛起,成为春秋战国近五百年的强国之一。
楚庄王熊侣在位二十三年,于公元前591年逝世。
邲之战,晋国人可谓失掉面子又折兵,几个大夫大玩窝里斗,把文、襄二代创立的霸业拱手送给了楚国人。而窝里斗玩得最欢的赵括、赵同也没什么好下场,很快他们就祸起萧墙。
赵括、赵同的兄弟赵婴齐和自己侄儿赵朔的老婆、晋成公的女儿庄姬通奸事发,赵婴齐被作为宗主的赵括流放至齐,庄姬从此对赵括、赵同兄弟怀恨在心,向哥哥晋景公告了恶状,说赵括、赵同谋反。
赵氏家庭的内讧给了他的政敌们机会。在栾、郤等其他大夫的鼓动下,公元前583年,晋景公灭赵括、赵同两族。赵氏势力遭到严重打击。
这个故事后来在司马迁《史记·赵世家》里,被描述成了千古传唱的赵氏孤儿。事实上,根据《左传》、《国语·晋语》、《史记·晋世家》等史料记载,当时被诛的仅为赵括、赵同二支,而非赵氏全族,赵武(赵朔之子)、赵旃(赵穿之子)两支都未涉案牵连。后来赵武长大,重新接管赵氏和晋国大权。
赵氏孤儿,其实不过是一个传说。
士会,也名范会,人称范武子,其祖士蔿 是晋献公时的最重要谋士(晋国公族衰落,此公功劳最大,当初向献公出尽杀桓庄姬姓公族子弟馊主意的就是此公)。城濮之战时,士会就崭露头角,任右将军,但之后,他的政治命运却发生变化。晋襄公死后,赵盾初欲立在秦国为质的襄公庶弟公子雍为君,并派士会、先蔑入秦迎雍。但后来赵盾却为国人所逼,立襄公子夷皋为君,并杀公子雍。士会不敢归晋,留秦为其所用。公元前615年,秦、晋河曲大战,士会为秦康公出谋划策,挫败晋军。赵盾知士会之才,在秦一天就是晋国的祸患,使计将士会骗回晋国,加以重用,任上军主将,成为晋国六卿之一。
邲之战中,晋军中军、下军皆溃不成军,唯独士会的上军作好了战争准备,从容不迫,为晋军换回了一丝颜面。
回国后,士会又率师攻灭强邻赤狄,赤狄之土尽归晋国。
士会后来升任中军主帅,执掌晋政,被晋景公封地于范。范氏亦成为晋国的卿族豪强。
晋楚城濮之战后,由晋文公开创的晋、秦联合对楚的局面,因崤之战的发生而改变。
由于晋、秦交恶,相互攻战不息,秦联楚以抗晋,使晋丧失争霸的优势,楚则解除向中原推进的后顾之忧。此时,晋国卿权日重,诸卿相争,内政纷乱,国力有所减弱。而楚庄王即位后,在令尹孙叔敖辅佐下,发展生产,整顿政治,集中权力,改革军事,实力日益增强。楚庄王雄心勃勃,问鼎中原,与晋展开争夺中间地带的斗争,尤以地处中原要冲的郑国为争夺的焦点,由此孕育着晋、楚之间一场新的大战。
邲之战是在不利于晋的形势下,晋军主帅虽知“不可以战”,却无力驾驭跋扈之将,迟疑寡断,和战不决,临战不备,受制于人,以致失败。楚军主帅虽知“可以战”而慎战,既战则力争主动,因情施计以误敌,先发制人以决胜。经此一战,晋国丧失长达数十年的霸主地位,楚国夺得中原霸权。是役也,楚庄一战而霸。楚庄王也成为了春秋时期的又一个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