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役背景

晋楚国势

春秋时期城濮之战后，晋借城濮之威，长期称霸北方，中原诸侯望风景从。

楚虽受挫于城濮，一度无力与晋争雄，但城濮之败毕竟属于偏师折衂，井未影响国力，仍然为南方大国。南北两强，虎视中原，势均力敌，不断在争夺和控制中间地带诸中小国家上展开拉锯斗争。

庄王雄心

晋文公以后，襄公继承父业，保持了霸权。但到灵公时，一则年幼，二则昏庸暴虐，晋国君臣不和；而楚成王也在公元前626年为太子商臣所杀，太子商臣即楚穆王。楚穆王乘晋国君臣不和，大力北进，先后灭江、六、蓼。楚大夫范山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正是当时晋、楚两国斗争形势的特点。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又继穆王而立，他重用孙叔敖、伍奢等贤臣，国势更加强大，于是加快了北进与晋争夺中小国家的步伐，并于周定王元年借伐陆浑戎之机，观兵于周疆，向周王室问鼎大小轻重，想取周天子而代之。

服郑之争

争郑是晋、楚两国斗争的焦点。在城濮之战时，楚西有秦国的威胁，中有宋国的叛楚，所以服宋是当时的主要目标，宋服则可控制中原，而邲之战时，秦已与晋国反目，不必再顾虑西方，宋也诚心事楚。惟有郑国受晋的威胁，对楚叛服不常。楚若能降服郑国，则能封锁晋国南下之路，进而控制中原。所以邲之战前，晋、楚双方围绕郑国展开了长久的争夺。从周匡王五年（公元前608年）到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的三年中，晋四次伐郑，郑服于晋。而从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到周定王九年（公元前598年）的八年中，楚七次伐郑，郑又转而服于楚。郑国认为：“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采取了“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的策略，楚强服楚，晋强服晋。这就引发了晋、楚为争郑而爆发的邲（bì，音币）之战。 

导火线

公元前597年，楚国围攻郑国，晋国派军救郑，双方对垒于邲。郑为摆脱遭受晋、楚交攻困境，择胜者而从之，企图策动两国决战。遂遣使赴晋军中，请其发兵攻楚。楚为麻痹晋军，两度求和示弱。晋军主将无意决战，遂答应议和。正当双方行将盟会之时，楚军遣小股兵力袭扰诱战，晋将魏錡、赵旃违令攻楚，楚军趁机全力反击，晋军被迫匆促应战。 

战役经过

战争主将

晋军

中军将：荀林父　中军佐：先縠　中军大夫：赵括、赵婴齐

上军将：士会　上军佐：郤克　上军大夫：巩朔、韩穿

下军将：赵朔　下军佐：栾书　下军大夫：荀首、赵同

司马：韩厥

楚军

楚庄王　令尹孙叔敖

中军 - 帅:沈尹

左军- 帅:子重

右军 - 帅:子反

战争前景

楚军听说晋军渡过黄河，在内部也就战与和的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楚庄王想要退兵，他的爱臣伍参主战，令尹孙叔敖主和。孙叔敖说：“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伍参反驳说：“若战而胜利，孙叔敖就是没有谋略了；若战而不胜，我的肉将在晋军那里，您怎能吃到呢？”令尹孙叔敖下令“南辕、反旆”，即掉转车头，大旗反向，准备退兵。

伍参对庄王说：“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克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庄王无言对答，命令尹孙叔敖调转车头北上，大军驻扎在管（今河南郑州市）地待命，并采纳令尹孙叔敖的意见突袭晋军。

晋军驻扎在敖、鄗（二山俱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北）。郑国为求生存，希望两强决战，以便择胜而从。特派皇戌为使者，劝晋军对楚作战，说：郑国所以屈服楚国，是为挽救国家的覆亡，不敢对晋国抱有二心。楚国因屡战屡胜而骄傲了，楚军在外数月，也已疲劳，又不设备，请晋军攻击，郑军愿做帮手，楚军一定失败。对郑国的态度，晋军将佐看法也不同。中军佐先縠主战，说：打败楚国、威服郑国，就在此举，一定答应郑。赵括、赵同支持先縠意见，说：“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又何俟？必从彘子！”而下军佐栾书则认为，楚自战胜庸国（在今湖北省枝江县东）以来，其君在国无日不教训国人，民生艰难，祸至无日，戒惧不可以懈怠。在军无日不告诫将士，胜利不可仗恃，纣王百战百胜终于灭亡。君臣不骄，军事有备。郑国劝我们交战，我们若胜，他们就会服从我们；我们若败，他们就会服从楚国。是拿我们来占卜啊！不能听郑国的话！赵朔说：栾书说得好，听他的话，能使晋国长久。但是，中军元帅荀林父犹豫不能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