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西周初年，由于楚国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周王朝的臣属关系，周、楚关系尚较缓和。至周昭王（公元前995年-公元前977年）时，楚人经长期“筚路蓝缕”，国家渐呈勃兴之势，已难为周王朝所容忍。已经羽翼丰满的楚人对广阔的江汉平原垂涎三尺，又毗邻鄂东产铜区，面对优越的自然生产条件和丰富的矿产资源，楚人不甘心于偏居鄂西山地。然而，商代开辟的南方铜路，到周初又分封汉阳众多同姓诸侯国加以保护，使源源不断的铜料运到王室的手工业基地。势力壮大起来的楚，必然要和周王室争夺铜料，这可从后来楚公逆出征汉东得到印证。楚公逆钟铭文载出聪“多擒，钦蚍内乡赤金九万钧”，战败的钦蚍向楚公逆进献“赤金九万钧”，约合270万斤。楚国的行动对周王室战略物资来源构成极大威胁，而此时恰逢国力鼎盛时期的周昭王，他要“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 

同时，周昭王为了继承成康事业，继续扩大周朝的疆域，同时攫取长江中游地区丰富的有色金属如铜矿资源，对于侵犯王室权益的楚国，必然要给予坚决的打击。从昭王十六年开始，亲率大军南征荆楚。 

过程

周昭王所征伐的“荆楚”，泛指长江中游江汉之间的诸多方国和部落，其中的土著被周人称为“荆”或者“楚荆”、“荆楚”、“荆蛮”、“楚蛮”，此外还有些是商朝的遗民。据史籍记载，周昭王对荆楚先后进行了两次征伐。 

周昭王十六年和十九年（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之后，中国历史才开始有明确纪年，所以周昭王时期无法严格对应公元纪年）两次南征都在成周集结军队，同时命令诸侯率本国部队从王南征。王室和诸侯国军队出征前，在南山以狩猎形式演习作战，而后大军从上侯，跨汝水和汜水，经方城、鄂师等达汉水。大军的先头部队先巡察经行的道路，建立周王行宫，再出使南方各诸侯国，下达昭王征荆楚的旨意，同时在汉水中洲积贮军事物资。这就为大军顺利渡过汉水征荆楚做好了准备工作。 

第一次南征行动计划周密，经由唐（湖北随州西北）、厉（湖北随州北）、曾（湖北随州）、夔（湖北秭归东），王室军队和从征的北方诸侯军，以及南方的诸侯军队配合协调，征战才很快收到战果。一路高歌猛进，直至江汉地区，大获财宝，为此特地铸器铭功。 

很快，周昭王组织了声势更为浩大、军威更为雄壮第二次南征。大军在周昭王的指挥下，趾高气扬地直扑汉水而来。骄兵必败。这一次周人没能续写上一次的辉煌，周朝的军队遭到了空前的惨败，主力部队精锐损失殆尽，更为惨烈的是，作为最高统帅的周昭王居然在撤退的混乱中落入汉水，溺水而死。 周人为自己的骄横和轻敌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还有一说是在班师的归途中发生了不测事件，在大军登上通向汉水北岸的浮桥时，由船系联起来的浮桥突然倾覆，昭王落水溺死，六师也被滔滔江水吞没。  

昭王第一次南征的史事得到金文的印证，行军路线和胜利凯旋较为清楚，但第二次南征史料奇缺，仅有昭王丧师亡身的记载，战争情况不详。 

影响

“昭王南征而不复”对周王朝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周人视汉水而为畏途，再也不敢跑到汉水南面来惹事生非，只能东征淮夷了。在连续几代的多次伐夷之役中，周王朝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兵力。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蛰伏在睢山和荆山之间的楚人锋芒毕露了。 

这次战争的最终结局是周王朝军队失败了，它是西周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挫折，国势也因此而下降。是周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也是楚国强大到足以与周王朝抗衡的一个标志，后来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雄踞南方，问鼎周疆。 

吸取昭王经验教训后即位的穆王和他的执政大臣们不仅把以成周为中心的军事防御体系的重点从北线移向南线，而且注意整军习武，并有目的地与周边民族加强友好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来自边疆的压力。 

评价

周军战争的失败似属偶然，但从周朝当肘的情况推断，也有可引以为鉴的教训：一是周王朝国势强大后，不再像周文王、周武王时那样重视从政治上争取团结四方非华夏族方国部落，而是依仗强大军事力量去征服，这就必然激化与各族的矛盾，遭到各族人民的反对，浮桥倾覆也好，胶船解体也罢，都与得不到当地人民的支援有关。其次，在军事指挥和部署上有欠缺，南征大军中缺少有军事经验的将领，著名大将伯懋父未与昭王同时出征，而是远在炎师驻守。昭王只顾统率大军与荆楚交战，没有留下足够的后援部队，才会出现浮桥突然倾覆或胶船解体而得不到救援，造成无可挽回的军事损失。第三，由于东征和第一次南征的胜利，将帅们产生麻痹轻敌思想，认为只要军事力量强大就可征服敌人，根本没有全面考察敌方占据的地理环境有何影响，更没有争取有关地区人民的支持，故行军中遇到特殊事件发生时，不能采取应急措施摆脱危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