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

城濮一战中，晋国大胜，晋文

公建立了霸权，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

楚国大将子玉羞愤自杀。

再之后，晋军进入郑国衡雍（河南原阳县西，当时在黄河南岸），并在践土（距衡雍较近，当时亦在黄河南岸，在河南花园口黄河北岸）修筑王的行宫，向襄王献俘。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要求诸侯\"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无克祚国\"。晋文公在\"尊王\"的旗帜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 

战术运用

城濮之战开始前，晋国就定 下 了 “ 楚始得 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 、 卫, 楚必救 之，则 齐、 宋免矣” 这样一 个总 的作战方针。

第一阶段先从卫 国下手，初战取胜， 为晋、齐之盟 奠定了基础， 也逼迫鲁国从楚的阵营中分化出来。

第二阶段围曹，入曹。至此， 附于楚国的曹、卫两国都被征服，大 地削弱了楚国的力量。接着又用先珍之谋使齐 、 秦两国 “ 喜 赂怒 顽” , 与晋结为联盟拒楚 , 以解除晋 国的 后顾之 优。 在第 三阶段与楚国的正面交 锋中, 晋 国恰当 地选择了 战场 , 避开楚国主 力部 队的 锋芒 , 以下 军之 佐首 先对组成楚右翼部队 的陈、 蔡两国军队 发起进 攻, 楚右师战败。 然后 以 “ 伪循 , 诱敌深 念 以上军合攻楚左翼部 队, 楚左师 溃。 这样晋 国就造成了事实上对楚的优 势, 掌握了主动权 , 使自己处于有利的 战略地 位 , 从而取得了最后 决 战的胜利。 《左传》 城溉之战的描绘令人信服地

使我们看到，晋国的每一步胜利，都是同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作用，适应客观规律，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分不开的。战争是敌我双方力皿的 竟赛，但力量在战争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变 化的 因素。人的主观努力 , 指挥员的能动作用的 发挥，战略战术的恰当运用 , 对于敌我力盆的转 化, 都起着极大的作用。孙子主 张在作战指导上 要 “ 致人而不致于人 ”，主张 “ 庙算” 。 孙膑主张 “ 变” 、 “ 权” 。 《左传》通过城濮之战记叙，在主 、 客观关系的间题上，形象地反映了和孙子、孙膑同样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 

失败原因

一、从内部关系看

晋文公长于收揽人心，一即位就采取子犯“入务利民”的建议，使民；教民以“义、信、礼”，使民能为己所用。因此，从围曹救宋，拘楚宛春复曹、卫，到决战城濮，晋国君臣将帅无不认真运筹策划，甚至连役卒舆人也主动献谋出策。内部和睦，君臣同心、军民协力，为晋国创立霸业奠下坚实的政治基础。反之，楚国君臣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意见不一；子文传楚军统帅之职于子玉，蒍贾却不认为子玉能胜任；面对晋、宋、齐、秦的联盟，楚王“知难而退”、“楚众欲止”，子玉则非战不可。内部矛盾，君臣不和、军民不协，抵消了应战的力量，这是楚军自取灭亡的主要原因。

二、从外交策略看

在外交上，晋文公长于争取与国。他打着“报施救患”的旗号伐楚，一方面赢得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领地范围，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接着，巧施“喜赂怒顽”之计，利用楚国与齐、秦之间的利害矛盾，争取齐、秦的联盟，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后又“私许复曹卫”，使曹、卫“告绝于楚”，以瓦解楚军的联盟；开战时，又采取克制态度，对楚履行若言，先“退三舍”，后发制人，使自己处于理直地位，获得政治上的主动。反之，楚国为夷国，处于被周王室和中原诸侯排斥的地位，尽管宋、曹、卫等小国在其强权下屈服，但一遇晋国与之相争，便迅速向晋国靠拢，楚国也因此陷入众叛亲离的被动局面。

三、从军事谋略看

在军事上，晋军战略正确，指挥有方。如前所说，晋军一开始就采用“退三舍”之计，先避开楚军的锋芒，使其骄纵轻敌；后抓住彼竭我盈的机会，选择有利的战场，赢得主动权。决战时，晋军避强击弱：先“蒙马以虎皮”，使楚右师溃；再用佯败之计，虚设“二旆”和“舆曳柴而伪遁”，诱敌深入，而后反攻夹击，使楚左师溃；最后逼使子玉收兵。反之，楚军的战术不如晋军灵活机动，缺乏清醒、明确的认识，**察觉出晋军的退却是以逸待劳，反而轻敌中计。另外，由陈、蔡等国临时构成的军队实为乌合之众，斗志涣散，根本不能与训练有方和骁勇善战的晋军相提并论；而左右军受攻击时，强大的中军竟按兵不动，坐等晋军将其各个击破，这就使楚军的优势逐渐化为劣势，终于全面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