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此时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战后关东人丁锐减，土地大量荒芜。战后关东人丁锐减，土地大量荒芜，藩镇割据的形势已经形成。

唐代宗时，刘晏改革盐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唐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税。唐德宗还力图平藩，但是引起朱滔、李希烈、朱泚叛乱。结果发生奉天之难。战争持续了5年，最后虽然朱泚和李希烈等败死，但是唐朝却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从此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

元和中兴

自此以后，唐朝有吐蕃、回纥、南诏等外患，内有宦官掌权，禁军兵权甚至皇帝的拥立都由宦官决定，节度使对地方有独立于中央的管理权，成为唐朝的内忧外患。唐德宗死后，经过了唐顺宗的过渡阶段， 然后由永贞内禅而受宦官支持的唐宪宗登基，其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唐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比较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能臣为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唐宪宗在位15年间，政绩诸多，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同德，从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使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一度获得再次统一。长期以来，唐朝皇帝得到评价较高的有三人：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唐宪宗没有能够像唐太宗和唐玄宗那样开创一个辉煌盛世，却能够和他们并驾齐驱、相提并论，这也正说明了他的不同寻常。

会昌中兴

唐宪宗末年，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亦越演越烈，使宦官更加得势。牛党、李党相继执政，史称“牛李党争”。

唐文宗在太和九年（835年）与李训和郑注等发动甘露之变，密谋诛杀宦官失败。甘露之变而后，宦官团结一致；群臣唯有借藩镇兵力对抗宦官权力，埋下晚唐时藩镇和宦官直接冲突的种子。

唐文宗死后，唐武宗继位，改元会昌。在宦官仇士良的拥立下，经过派系斗争而继位。唐武宗重用李党首领李德裕，削减仇士良的权力。李德裕在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被削弱了。对于宦官也有诸多不满的唐武宗，没有像唐文宗那样，采取极端措施来进行解决。而是吸取唐文宗失败的教训，改用阳为尊崇，实则逐渐冷淡的手段。

在会昌二年四月，宦官仇士良见武宗日益亲重李德裕，害怕宦官失去权势，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与度支商定，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欲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唐武宗面奏此事。唐武宗很愤慨，唐武宗拿出了君主的作派，遣中使到神策左、右军去宜布御旨：“此事纯系谣传，一切都是朕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尔等不得信口雌黄。 ”将士们被震慑住了。

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以后，只好惶恐地向唐武宗谢罪。在仇士良的阴谋被挫败后，唐武宗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对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以退为进，以身体有疾提出了辞职。唐武宗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内侍监没做多久，基于大势已去，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唐武宗对外击溃回鹘乌介可汗及其部众，对内平定泽潞镇叛乱。在位时期藩镇降服。唐武宗一连串振兴朝廷的政绩，史称会昌中兴。唐武宗重视道教，禁止道教以外的佛教、景教等。故在佛教史上列为三武灭佛的其中一位称号武字的君主。又称为会昌灭佛。

大中之治

唐武宗死去后，宦官选择李忱继承皇位，想继续保持朝政，未即位前的唐宣宗表面上是容易被宦官利用的无能之人。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对内贬谪李德裕，结束牛李党争；抑制宦官势力过分膨胀；打击不法权贵、外戚。在位期间宣宗勤俭治国，体恤百姓，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一改唐武宗的封杀佛教政策，再次尊崇佛教。 唐宣宗时期沙州人张议潮领导沙州等地人民摆脱吐蕃贵族统治的首领，驱逐了河西地区的吐蕃守将，使瓜、沙等十一州又重新回归唐朝。咸通七年（866年）二月，张议潮表奏朝廷，已令回鹘首领仆固俊克复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同年十月，又令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吐蕃军，并斩杀尚恐热，传首京师。吐蕃余众逃奔秦州，途中遭尚延心袭击，再败，奏迁于岭南。吐蕃遂衰亡。河西肃清，使唐廷无西顾之忧，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富裕，使本已十分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实际上，大中暂治并不稳定。唐宣宗晚年，国内已有乱象，他死后不久就爆发寇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