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朋友邀请，我于8月2-9日去日本神户参加日本“田汉文化交流会”主办的“田汉与日本作家的友谊与文化交流”报告会。8月3日，田汉的侄女田伟和她的丈夫李先生陪我去采访了一个日本二战老兵。田伟说，这个日本二战老兵很想跟中国人谈谈自己的心里话。
这个日本二战老兵叫织田文雄，已是96岁高龄，身体稍瘦，但耳不聋、眼不花，记忆力也很好，只是说话的语速稍慢，显得气力不够。每逢这时，常常是他90岁的夫人织田美都子替他补充。
刘平：你是哪一年参加日本军队的，哪一年到中国的?
织田文雄：1940年1月12日，军部的征兵令送到我在京都的家门口，当时我只有20岁，便穿上军装，应征入伍，编入京岚兵团(陆军第116师团)。当年的4月5日，我离开家随军队踏上中国的土地，加入了侵华战争，成为了一个“日本鬼子”。我们乘船从安庆上岸，到过武汉、岳阳、长沙、衡阳、桂林等地，参加多次战斗，杀害过很多中国人。跟我一起应征去中国的很多人，没有几个活着回来。我虽然没有在战斗中死去，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时，我正在长沙，日军全部被逮捕入狱。我当时想，这次肯定完了，我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这次中国人也一定会杀死我们。想不到，中国政府优待了我们，不但没杀我们，还给我们饭吃，让我们住在粮仓里。一年以后我们就被释放了。
刘平：你是哪一年回到日本的?
织田文雄：1947年。我们从汉口坐船到上海，再从吴淞口乘船回日本。离开中国那天的情景，是我最难忘的。当时很多中国人送我们，希望我们早日回到日本家乡。看到那么多善良的中国人挥手和我们告别，男子汉大丈夫的我，已经是泪流满面，我的同伴也有很多人流着眼泪。我心里说着：“对不起，对不起中国人民，我们做了很多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呀，可是你们并没有报复我们，而是以德报怨。”只有伟大的中国人民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中国政府的优待俘虏政策才会有我的今天。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就成为我不能忘记的一个国家。
说着，织田文雄拿出他用毛笔写的“无条件降伏”、“捕掳”、“以德报怨”几幅条幅让我看。织田文雄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把战争时期的照片和文章都保存得很好，粘贴了几大本，还把他在中国的行动路线标明在一张地图上。他拿出他在中国时拍的照片给我们看。
刘平：回到日本后，你是怎么想的?
织田文雄：回到日本，我结婚生子，工作也忙。但我心里一直在思考着一件事，当年我们杀了很多中国人，可中国人为什么不杀我们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明白了。中国人是善良的，他们不杀我们，是希望和平，希望日本与中国不再发生战争。可是，我能为中国人做些什么呢?怎样才能赎我的“罪”呢?
刘平：你是怎样想通的呢?后来又是怎么做的呢?
织田文雄：我心里有这个想法，但很长时间不愿意跟别人说，也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日本鬼子”，担心被国内的人看不起。直到退休后，我才有勇气承认这件事，我要真诚地向中国人民道歉!从那以后，我多次在公开场合演讲，向人们说出我的心里话。我想用自己的真诚与感恩、报恩之心，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人们呼唤：和平，和平，世界需要和平。同时，我也想为中国人民做些有意义的事。于是，我联系几个当年参加过侵略中国的同事，把政府给我们的军人补助金节省下来，买樱花树，去安庆栽樱花树。从1984年4月开始，我们已经坚持了十几年。安庆市领导曾接见过我们，报纸也报道了这件事--《“樱花园”建园仪式昨在菱湖公园举行--副市长洪从恒、日本代表团团长织田文雄参加剪彩》。我们向安庆市赠送了400棵樱花树苗，以表达我们的心意。后来，我还为日本茨木市和安庆市结为友好城市而奔走，为滋贺县和湖南省结为友好地区而奔波。我想，只要我活一天，就要为中日友好出一份力量。
刘平：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闸北。10月，田汉和夏衍去闸北前线慰问部队，带回在战场上捡到的死伤日本兵丢下的日记，他们翻译后出版了，书名《敌兵阵中的日记》。其中有这样的内容，一个日本兵在日记中写到，初到中国，雨夜行军，全身都湿透了，痛苦不堪，情绪非常低落，他们很怀念家乡，想念亲人。在你们的部队里，兵士们有这种低落的情绪没有?
织田文雄：有。但不敢公开说出来，只是私下里跟朋友说，怕丢脸，怕受到处分。
刘平：我听到一种说法，有些日本人认为，日本的战败不是败在中国人手里，而是败在美国人手里，你认为这样的说法准确吗?
织田文雄：我认为我们是败在中国人手里了。
刘平：经过这次战争，你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有什么认识?
织田文雄：战争是有罪的，侵略别的国家更是犯罪。我们今后不要有战争，更希望日本和中国之间不要再发生战争。
刘平：你对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织田文雄：希望日本和中国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友好往来、共同发展。让日本和中国之间友好，让友好永远发展下去。
我看到，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态度是诚恳的。我请织田文雄就中日关系写一句话，他写到：“永远走友好道路。日本·三田，织田文雄2015.8.15”。
告别织田文雄，我一直在想，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能够认识错误，改正了就能走上正路;一个国家对待历史的错误只有认真反思、诚心悔过，才能弥补创伤。假如固执己见，不承认错误，那么，悲剧还有可能重演。从织田文雄身上，我看到了中日关系发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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