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考试为什么没有年龄限制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春日，20岁出头的青年小子王安石以有一点成绩进士及第，随即任职淮南判官，开启自己梦寐以求的入仕报国之旅。而在五百多年后，明朝嘉靖年间，再败再战36年的考生刘珠，在自己66岁这一年，才圆了自己的进士梦。这还不算，清朝还有位名为谢启祚的考生，实实在在地奋斗了一辈子，最后以98岁的高龄考中举人，102岁时受到皇帝提拔。

虽是殊途同归，却也能在强烈对比中让后人唏嘘一二——管你是垂髫小童还是黄须老者，只要下得了决心，还真就能在科举路上一直畅行。难怪前不久一个话题冲上热搜，说的就是让现代公务员考试把年龄限制放开。

可事实真的这么简单吗？

兴设科举：“高效选官”的不断调适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37岁的隋炀帝干了件大事。

这年秋天，炀帝下令，建立进士科。第二年四月，炀帝又下发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擢升。”

自此，前朝的“九品中正制”被彻底抛弃，以考试成绩选拔官员的科举制渐渐成型。或许炀帝没能想到，自己兴起而设置的进士科，逐渐成为一枝独秀，替代和取代了其他科目，整整坚持了一千三百年，几乎成了科举制的代名词。

不过，按现在的话来说，科举制并非炀帝的完全原创，相反，这样的思想在很早之前便能寻到端倪。

几百年前的两汉，考试就已经成了选拔官员的一种途径。尤其是东汉时期，通过选举、辟召都可入仕，选举就包括贡举，考察的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经，还包括太学生博士弟子考试为官。然而，这时候除了成绩，还有太多因素影响着“考生”的最终命运，由此造成的选官混乱、滥察腐败也直接将“察举制”扔进了历史的“回收箱”，兴于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走了这样的老路，背着“不公正、寒门学子无门路”的骂名被灰溜溜地驱逐出历史舞台。

痛定思痛，为了面朝天下广纳朝廷需要的真正人才，后续的统治者们也是真的花了心思。南朝的宋明帝制定了《策秀孝格》，明文规定以考试取士，此后的北齐武成帝河清年间，已经出现了“举秀才进京”。也就是考生进京选官的做法。此后北周宣帝等都有过类似举措，虽说朝廷交替，朝令夕改，可“重视考试”还真就成了统治者们为了抵抗“门阀专权”，公平、觅才、效率选官而共同走的关键一招。

或许也是这个目标的指引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的一封诏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便已分科考试之举基本废除了官方举荐，吹响了往日选官制度的退场号角，也为后期真正的科举制登台打好了伏笔。

那么，如果只谈科举制的兴盛，炀帝能不能拥有姓名呢？也不然。事实上，从诞生以来，科举制便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手中，不断地发展和调整，变来变去也大都是为了一条——公正、高效地选举能干的官员。

比如，有了隋朝的铺垫，李唐王朝彻底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把考试摆在了关键环节，规定无论是学校生徒还是州县乡贡，都要经过考试决定去留。为此不仅发展出了一套粗线条式的考试流程，还逐步确定了进士、明经等常客科目三场式的制度，完善了评判的标准，让全国的士子真正看到了希望，有了“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的局面。到了宋朝，为了更充分地用科举选官，朝廷直接规定，考试成绩是取士的唯一指标，科举的程序也更加详密，还开辟了最高统治者亲自出题，亲手给自己选职员的“殿试”之举。如此还嫌不够，便又有了“制举”一说，多是皇帝临时决定，下诏天下，就为了“以应天下士”，到了明清，科举流程更加严谨，考察更为严苛，也是为了高效募集天下英才，朱元璋诏令中的那句“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简直就差把“朝廷需要人才，能干的人都请来报考”写在脸上了。

也正是为着人才的这股子韧劲儿，让驰骋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变过来，改过去。而针对考生条件的“限制”与“放开”，也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形成和化解的。

考生年龄：限制中的“次要”选项

在古代，是不是什么人都能跨进考场、提笔答题呢？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捋一捋就能发现，科考自诞生以来，围绕着“考生资格”也有着宽、严两说。

宽，指的是考生身份、出身。

一方面，“投牒自进”，也就是考生自由报考，是科举制和察举制最为关键的分野，即不需公卿大臣推荐，也不论出身寒平，都能参与考试，共同竞争，合格则取。

另一方面，随着科举制的成型和完善，士子的职业、出身条件也不断放宽。比如，初唐时期，浊吏、试官、商贾、服孝之人都不允许参加考试，但到了中晚唐，愿意辞职的试官、浊吏都能走进考场，后来商贾子弟也拥有了报考资格，唐代的陈会就曾“家以当垆为业”，最后还是顺利考中进士。再后来，小吏、将校子弟、乃至僧人道者，只要愿意吃得下科考这份苦，想着出仕这条路的，基本都能如愿进入考场。

当然，一味地放宽资格也会带来许多副作用，比方说唐代就因考生钻空子，出现了许多“冒籍”现象，这也有了“严”一说，对考生资格审查的日渐严苛。

最开始，德行被设为一道硬杠，将许多人拦在了考场之外，唐宪宗曾直接规定：“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有一事不合入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入。”

不仅是举子，哪怕是先人有犯罪记录，后代都不允许参与考试。而后，为了弥补科举中可能漏掉的德行考察，范仲淹、司马光曾向朝廷建言献策，比如废除糊名法、考察品行没有亏缺后再报上姓名，甚至一些朝代还因此有了暂停科举的做法。

再有，对考生资格的严格审查，唐时建立起了交纳家状和举子相保制度，要通过户籍、德行、学业等种种考察，这才有了跨进考场的可能。发展到了清代，就连最初的童生试都有了严苛的资格限制，必须身家清白，也就是本人无过犯、三代无贱民贱役，本籍报考、无匿丧之举、无枪替之弊、廪生保结，做到这些，尤其是其中的本籍贯、廪生保结的限制，一是防止考生为了“容易录取”（不同地区的童试录取难易不同）而大胆“冒籍”，二是防止徇私舞弊从而让童生为自己选择担保人，保证自己“德行无亏”，总之一查再查，一验再验，才获得童生应试资格，开启自己漫漫的科考之旅。

其实，围绕考试资格的众多设限中，并非完全没有“年龄”这一项。

比方说，唐朝为了在科举中兼顾到民间的“神童”们，专设“童子科”，要求“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结果还没实行多久，发现这招根本没能召集来真正的“神童”，相反成了各路塞人的渠道，许多年龄大、学业平庸的士子顶着“童子”之名被送到统治者面前，“痛苦不已”的统治者们赶忙调整规定，要求将童子的年龄严苛限制在十二岁以下。

宋朝碰到多次参加省试或者御试落榜的士子，实在不忍心，专门设置了特奏名制度，允许40或50岁以上的落榜者由礼部奏名，直接参加殿试，但到后来，因为此举多半换回的是才能平庸、年龄偏大的仕官，朝廷又对特奏名的年龄和人数都做了严格规定，最先要求65岁以上，后来又改到五十五岁以上。清朝时，童生也被严令禁止谎报年岁，以防有人“装小”来降低考试难度或者“倚老”在乡试中获得恩赏。换句话说，科举中“年龄”的收缩与放宽，虽然存在于不同场景，但基本上都依循着以往的路数，保证公平公正、确保考生德行，当然，无论是“谨德行”还是“查三代”，甭管是选“神童”，还是特奏名，改来改去，也都是为了一件事——帮朝廷选到真正的人才。这也就为了科举背后的“年龄之宽”种下来根本之因。

放开限制：选贤举能的背后法则

奥克斯纳姆曾于1888年在英国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一篇《中国科举考试的考生年龄》，文中奥氏大肆慨叹——“中国考试制度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对考生不存在任何的年龄限制，十二至十五岁的稚童可与八十岁的老翁同堂应试。屡试考场的老手常常不会成功，而每次中榜者都有二至四个年龄在二十岁之下的神童。”

这也是大多人对古代科考的印象。只要乐意，就是百岁高龄杵着拐杖进考场，也没人拦着你。当然，这也把很多人搞得稀里糊涂，为啥不给考生设定年龄限制呢？

要说这个问题，得考虑两个层次，一是能不能设，二是应不应设？

先说能不能设，自然是能，上文提到的童子试和特奏名制度都能证明，你要非让朝廷动动心思，“年龄”也能被拿来做文章。此外为科考设置的“捷径”和“他途”的国子监和馆学，也都对入学学生的年龄做过严格规定，元代的科举中也曾明确要求推举“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可问题是，这些条条款款一旦被发现对人才选举没有作用，很快就会遭到废除，比如洪武初年就破除了“二十五以上”这个要求，为的就是“帮青年举子脱颖而出”。

那么应不应该设？

从考生角度来说，肯定不应该。一来一旦把年龄框死，肯定会打击大伙的应考热情，也会让不符合年龄的考生“求路无门”。二来，如果年龄再成为枷锁，对很多士子而言，夸张点说，科考也就“名存实亡”了。这就得提到科举考试本身。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这背后往往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先说考试流程，拿明代为例，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大比”，想入天子朝堂，士子们得先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再入京参与“会试”，会试需考三场，初场考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经过这重重“锉磨”，才能得到天子亲策的殊荣，进入“殿试”环节，其后再论成为进士以至于状元、榜眼、探花。

士子本就需寒窗苦读，才能应对艰难复杂的考试内容，即便历经多年终于蓄积了足够的学识，可经过这么一轮下来，就算是一路顺风，也得颇耗一段时间，更别说生产力、交通都不发达的古代，历朝历代都有数不清的学子为了入京赶考，吃足了苦头，甚至为此丢掉性命。晚唐著名的文学家刘蜕就曾为自己叫苦，说自家住九江之难，离长安有四千多里，无奈出身贫寒，只能徒步前往长安，每天要行六十里路，光往返就需要半年时间。除去这些，每年还需要有三个月侍奉双亲，两个月积攒路费，直到最后“头发变白，田园荒芜，养老无着”都还在努力备考。

关键是，哪怕一轮接一轮，真正能走到最后关卡的人少之又少，有人曾做过统计，明代洪武四年到万历三十二年之间，能有迹可查的会试中，平均录取率仅为8.16%，67科会试中，录取率不足10%的达到50科。做一个不恰当的对比，2021年，咱们的高考录取率有望突破90%。雪上加霜的是，一旦作为“大多数”科考失败，想要一鼓作气再来一次，还得足足等上三年，这还不算因为家庭变故、婚丧嫁娶等琐事耽误，一来二去，折腾到中年还“颗粒无收”简直是常事，如果这时硬生生地设置年龄限制，无异于彻底堵死了大多数考生的前路和念想。

话说回来，科考就没有轻松一点的路可走？还真有，都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科举制兴设初期，科目“明经”主要考经义，难度相比进士削弱了很多，以至于录取率甚至能达到三成。可这，也偏偏拉开了二者的含金量差距。外廷士大夫之任宰相者，也多由进士出身，由此形成的“唯进士为贵”的社会风气更加剧了考生们挤破头、跑断腿也要考取进士的执念。也有着这个缘故，大部分能高中进士的士子，年龄都不会太小，大名鼎鼎的贺知章37岁考中进士，有着“今之欧阳修”之名的归有光，也是历经八次科举，在60岁这年，才终于圆了进士梦。换句话说，哪怕对于学问足以出仕为官，甚至被明经录取都绰绰有余的人来说，冲着进士一考再考，已经无论成败，化为一种坚持和信念，为此赔上一辈子，也在所不惜。在这样的心境中，一道年龄限制，根本不再是报考条件，反而成了诛心之举。

那么另一方面，对朝廷而言，应不应设年龄限制？倒真没这个必要。一方面，常年科考都没考中的士子真的没有真才实学或者对朝廷一文不值么？真不是，考不考得中，有时还真是命说了算。比如，著名诗人顾况的儿子顾非熊就曾在科考场上苦熬了三十年，愣是没中，但顾非熊是有真学问在肚子里的，诗文之妙连皇帝都知道他的名声。所以一看榜上没有他的名字，皇上自己都吃了一惊，赶忙让官员呈上顾非熊的文章，经过特批增加名额，这才让顾非熊中第。可若是增加了年龄限制，把垂垂老矣的“顾非熊”们拦在场外，无异于硬生生地放弃掉了一部分人才。事实上，据研究，即便科考不设年龄，历朝都有大批的士子因科考失败而灰心放弃，或遁入山林，或流于街市，其中就不乏有才之士。再者说，失败的士子一年接一年地重新准备，再次赴考，一次次的准备中，士子的才学也在充实、增长，相对应的人才质量也是蹭蹭提高，即便是真遇到了平庸之辈，就冲着这份耗费半生以出仕报国的忠心痴念，对统治者而言也绝对是益大于弊的。

再往广里论，科举的初始内涵和憧憬，就杜绝了“年龄设限”之可能。于大部分出身贫寒的士子而言，或是想摆脱祖祖辈辈居于社会底层的现状，或是满腔热血唯愿报君报国，苦读以备科考都是他们的唯一选择，看似曲折困苦的科考长路，却是等级森严、阶层固化的古代社会唯一的仁慈和博爱。这也就证明了，为何那么多士子会为半生难中的科考，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于端坐高位的统治者而言，或许有着诸多私心考虑，可他们最终的所思所想，多半也都落于两个字——求才。就是冲着高效地选出真正有用的人才，他们才会抛弃已经成熟和便捷的察举与中正制，非要硬生生地摈除已有势力的阻碍，开掘出新的制度。当然，人才的选拔自然服务于统治，纵然诸多曲折变化，“选贤举能”的追求却始终高挂在历朝历代的治世指针上。只要是才，只要能干，年龄高低，又能有多大影响呢？

再者说，根据研究，在中华选官历程中屹立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早就不止为寒门学子开辟入仕道路这么简单，反而扎扎实实地影响了社会的读书风尚。所谓“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不夸张地说，正是“开科取士”这一招，把好多对前途无望的学子拉回了读书修学的道途上，甚至清朝时，许多不满清人统治甚至念及复辟的士者，看到科考这条路后，同样参与其中，再度回归清廷的怀抱。

试问，对士子而言，有什么鼓励能比亲眼看到百岁老者仍然坚持考试，更加震撼和直接？对朝廷来说，有什么政令和号召，能比让大家目及杵着拐杖、扶着曾孙的手来到考场的老士子，更能鼓舞向学？这也能解释，为何面对连路都走不稳的考生，许多统治者选择的不是不屑和驱逐，反而是重视和厚待。

相传，明末耶稣会士来华，曾专门回归介绍中国的考试；鸦片战争前后，一批英人曾将中国考试文献带回，从而仿效建立一种公职竞争的考试制度。

也许，被他们带回国的，不仅是一种名为科举的制度，更是来自东方的智慧、理想、抱负与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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