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弑君的影响

曹髦死后，陈泰当即跑到现场，与太傅司马孚倒在地上，枕看曹髦尸体号哭尽哀。不久，司马昭也来到现场，见此情景，便问陈泰：“玄伯，天下人当怎么看我？”陈泰说：“只有斩杀贾充，才能以谢天下。”司马昭又说：“你再考虑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陈泰回答：“难道还能让我说别的话吗？”因过于悲恸，不久吐血而死。

晋明帝时，王导、温峤一起谒见晋明帝，晋明帝问温峤前代统一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温峤还没有回答，一会儿，王导说：“温峤年轻，还不熟悉这一段的事，请允许臣为陛下说明。”王导就一一叙说司马懿开始创业的时候，诛灭有名望的家族，宠幸并栽培赞成自己的人，以及司马昭晚年弑杀高贵乡公曹髦的事。晋明帝听后，掩面伏在坐床上，说：“如果像您说的那样，晋朝天下又怎能长久呢！

司马昭弑君的评价

对于曹髦讨伐司马昭事败被害之事，历代人士有不同的评价。

晋朝史学家陈寿认为曹髦：“轻躁忿肆，自蹈大祸。”

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在谋诛尔朱荣时曾说：“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评价说：“高贵乡公名决有余，而深沈不足。其雄才大略，经纬远图，求之数君，并无取焉。”

金元之际学者李冶认为曹髦事败都是王沈、王业告密所致，评价说：“当髦之图昭之际，使沈、业如经之不言，则髦必当得志，昭必先诛，魏祚必不倾，司马氏亦无自而王也。”怒斥卖主求荣的王沈、王业，同时赞扬坚守臣节、义不卖主的王经说：“成败之机，在于呼吸，而沈、业二鼠子背国佐贼，贼因得以肆其毒焉。反覆变诈若沈、业者，真二国之贼也！沈、业以泄谋为奸贼，则王经之不泄，信为有魏之忠臣矣。昭是以恨经而杀之，则是贼杀魏之忠臣也，夫忠臣之死于贼，则死于王事者也。于斯时也，魏之国如缀旒，魏之主如委裘，诚不暇于甄录已死之人也，然其秉董狐之笔者，可不特为一传，以劝后世人乎？或谓经之行迹不多见，自不足以立传，曰：‘君子之为己为人为天下，必待世闲之可称美者，载诸一身而无孑遗，然后为得哉，虽圣人亦不能尔，而谓君子者能之耶，观专车之骨，则防风氏之长为可知。’魏史不为经传，过矣！虽然魏史不传王经，晋史为传沈等，而千载而下，终不能废经之美，而沈等之臭恶，借东海之波，亦莫得而濯之。”

清朝学者李慈铭盛赞曹髦的英雄之行：“高贵乡公经术文章，咸有师法，留心政事，常以夏少康为念，真三代后不多见之令主。其决计讨司马昭，亦不失为英雄。后人见其败死，谓之寡谋轻举，为鲁昭公之续。不知楚庄王之讨斗椒，叔孙昭子之讨竖牛，卫献公之讨宁喜，汉桓帝之讨梁冀；即同时若吴景帝之讨孙琳，后世若宋文帝之讨徐傅谢晦，周武帝之讨宇文护，皆冒险奋发，卒底于成。事机之会，间不容发，勇决速断，固除乱之首务矣。后世人君，狃于鲁昭高贵之事，因循容忍，以酿大祸者，不知凡几，可胜慨哉！高贵自言政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二语慷慨激烈，千载下读之犹有生气。”并认为曹髦“见酷逆臣”，是“古今所共痛。”

民国学者卢弼评价说：“高贵乡公博学好问，祯祥自叙，文采斐然，才同陈思，当时已有定评，设得贤宰辅，诚有为之君。乃受制权奸，深忌其才，英年惨死，可为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