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军与袁绍军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在此展开战略决战。曹操奇袭袁军在乌巢的粮仓(今河南封丘西),继而击溃袁军主力。此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1、曹操于黎阳与袁绍相持,本欲还兵再作打算,荀攸献计:“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擒也。”曹操依计行事,果然大破袁军,斩杀颜良。
2、建安五年八月始,两军再次相持于官渡,双方互有胜负。其后曹操军中缺粮,适逢袁绍谋士许攸与营中将士不和,投奔曹操。许攸献计烧袁绍军粮,使袁绍不战自败。
3、曹操曾经在交战之时想过放弃,写信给许都的荀彧。而荀彧却提醒了曹操:“在战争双方都疲惫不堪时,谁后退谁被动,谁放弃谁灭亡。战机就在这时出现。”最后帮助曹操寻回信心,继续坚持。
曹操能接纳能人之言,取得最终的胜利,这全在于用人之道。荀攸、许攸皆是人才,献上计谋,有化险为夷之功;荀彧则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能够鼓励和帮助曹操在关键时期坚持战斗,这是更高层次的人才。由此观之,人才的妥善任用应该可说是“一计敌万人”。至于曹操,他是一个懂得运用人才的人才,能接纳他人之言,故袁绍兵多也不足为惧,正所谓兵不在多,在乎能否调遣。
官渡之战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列举的中国历史上“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著名战例之一。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条件,但首当其冲的是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实力明显不如人力物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袁绍,但他却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并最终大获全胜,其取胜之道是值得后人很好地深思的。
此战曹操善择良策,攻守相济,屡出奇兵,巧施火攻,焚烧袁军粮草,对获取胜利起重大作用,集中体现曹操卓越的用兵谋略和指挥才能,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反观袁绍,内部不和,又骄傲轻敌,刚愎自用,屡拒部属的正确建议,迟疑不决,一再地丧失良机。终致粮草被烧,后路被抄,军心动摇,内部分裂,而全军溃败。
对于此战,历代名臣、学者也给予各种评价:
同时期的诸葛亮在《隆中对》提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作为曹魏大臣的刘放评价:“以二袁之强,守则淮南冰消,战则官渡大败;乘胜席卷,将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势以见。”
曹魏文人缪袭曾作《克官渡》,言曹公与袁绍战,破之于官渡也。曰:“克绍官渡,由白马。僵尸流血,被原野。贼众如犬羊,王师尚寡。沙醿傍,风飞扬。转战不利,士卒伤。今日不胜,后何望!土山地道,不可当。卒胜大捷,震冀方。屠城破邑,神武遂章。”
西秦高祖乞伏乾归曾对麾下诸将说:“昔曹孟德取袁本初于官渡,陆伯言摧刘玄德于白帝,皆以权略取之。”
北魏时期的大臣卢渊评价:“昔魏武以弊卒一万破袁绍,谢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胜负之变,决于须臾,不在众寡也。”
宋朝理学家范浚认为官渡之战是以奇取胜,“曹操与袁绍相持官度百余日,操顺而绍逆,故操军虽不敌而不为寡,然卒所以胜绍者奇也。绍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迎粮运,操自将夜往,攻破琼等,悉斩之,此曹操之用奇也。”
清代学者赵翼评价:“官渡之战,袁绍兵十馀万,曹操兵仅十分之一,击破之。”
民国史学家吕思勉评价:“淳于琼等既破,张郃复降,据《三国志》说:袁绍的兵就此大馈,这大约因袁绍的兵驻扎日久,锐气已挫,军心又不甚安宁,遂至一败而不可收拾。曹操攻淳于琼,固然有胆气,也只是孤注一掷之举,其能耐,倒还是在历久坚守、能挫袁军的锐气上见得。军事的成败,固然决于最后五分钟,也要能够支持到最后5分钟,才有决胜的资格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