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矛盾斗争中刻画人物。作者塑造项羽的形象主要抓住四个问题：是否对刘邦发动进攻；是否在席间杀死刘邦；对樊哙的越礼行为采取什么态度；对刘邦逃席又采取什么态度。这些，上面已有分析。这里附带说说樊哙。樊哙在危急的关头不顾卫士阻拦，闯入中军帐，表现了极大的勇敢。但入帐后的种种行动都是有礼有节的，先"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以引起项羽注意；项羽赐酒，他先拜谢，然后站着喝，随后连生彘肩也吃了；他借机讥讽项王，却又替刘邦求赏，暗寓尊崇项羽之意，这又说明他粗中有细。

2．运用对照手法烘托人物形象。如：刘邦和项羽；张良和范增。

艺术特点

《鸿门宴》一文，既为我们再现了历史真实；它也为我们提供了高度的文学技巧典范。它的艺术特点，可以分为以下四点来观察。

第一点，它善于在矛盾开展中描绘人物。通过重要历史事件的描写以突现人，使之为形象塑造服务。人物形象获得高度的鲜明与统一，因之具备典型性。

在本文中，作者善善、恶恶、贤贤、黜不肖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司马迁以极其深微而又明显的爱憎笔触，刻画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统治人物。刘邦是一个卑鄙狡诈而又极其机变的所谓成功人物；项羽则是一个粗豪自恃、浅听轻信的所谓失败英雄。作者把刘邦、项羽放在鸿门一会的具体历史事件具体矛盾开展当中，进行描绘。最后达到人物形象的高度鲜明与统一，完成传记文学人物的典型性质。所以刘邦、项羽，尽管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所描绘的的也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然而后世却常用来概括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作者在描绘这两种人物性格时，爱憎倾向是十分明确的。对项羽主要的是同情和赞颂；对刘邦主要的是鄙夷和贬斥。这就深刻地影响着千百年后读者群众情感的向背，使人们同情的都归于项羽一面。本文在描绘张良、项伯、樊哙、范增的形象上，也极为成功。假如说本文写的是“子房如龙，樊哙如虎”，那么写刘邦就真该是“如狐如鼠”了。

第二点，本文善于把巨大的历史事件与丰富的细节描写相结合，善于把生动的场面叙写与细节描绘相结合。在对尖锐的矛盾斗争的叙写当中，完成其惊奇的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情节。

这样就能以在尖锐的矛盾斗争的展现当中，完成其惊奇的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情节。使人们在千百年后，一提起鸿门宴故事来，许多人物的活跃形象，都如近在眼前。《鸿门宴》一文，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极其成功的范例。

第三点，本文具有周密严谨的组织安排。在材料处理上，也能前后相生，具有缜密的逻辑联系。它密切依照历史发展，把许多材料，加以精心地抉择，并进行了细密的安排组织。使矛盾一环衔着一环，使情节一波推动一波。他以曹无伤密告起，以曹无伤被诛结。以范增说项羽始，以范增怒项羽终。在处理材料上，作者运用了繁（如闯宴）、简（如诛曹）、省（如张良“具告沛公”）、复（如樊哙说项）各种不同笔法，使其相辅相成，以构成全篇严密无间的逻辑结构。帮助了主题内容的显现。这些是本文鲜明特点之一。

第四点，是本文在语言运用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于作者在传记文学著作上，具有独创精神叛逆情感，所以他能自觉地靠拢人民向民间语言学习；受有明显的影响。许多民间传说与歌谣谚语，都成为作者创作思想与创作语言的重要来源，构成作品的新鲜血液。使它的语言艺术，推进到中古时期散文文学的一个新的高峰：浅切、明白、活泼、朴实。

在本文中，如“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都是当时流行的成语；而“唉！竖子不足与谋！”则是当时的生动具体的口头语言。

从全文语言风格来看，也完全可以说明司马迁的操纵运用语言的能力，远远跨过秦及汉初散文语言的既有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此外，司马迁在善于活用虚词上，也极其出色。他往往凭借表情作用很强的虚词运用，表现人物情态。如本文中，“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樊哙曰：‘臣死且不避，酒安足辞！’”等。都是运用虚字进行表情的极其传神处所。《鸿门宴》一文的文学技巧，在整个《史记》当中，是具有代表性的。郭嵩焘说它“自是史公《项羽本纪》中聚精会神，极得意文字。”自非过誉。它不只是达到了“叙事真而描写切”、“语调整齐，字句锤炼”的境地；它也达到了神采辞章双跻峰顶（“理既切至，词亦通畅。”——《文心雕龙·启奏篇》）的新高度。有人也用思想清新、文字精美、内容充实、组织周密四点，对整个《史记》的艺术特点作通俗的概括。这种通俗的概括评价，同样也适用于本文。五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过去有些论述《鸿门宴》的文章，在作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分析时，往往有一种脱离本段文字而从《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全部着眼进行论列的不当倾向；在作刘、项评价时也有这样毛病。我认为我们分析《鸿门宴》时，还是应该抓紧本文。虽然也应当联系照顾到刘项《本纪》全篇，但却不应喧宾夺主，或者把延伸的意义，说成本篇的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