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7月11日， 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考古发现，在出土的器物上发现刻画符号和部分原始文字，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原始文字。这些文字比甲骨文还要早。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陈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

有关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其特点首先是对地名作详细的文字考证，以求字识准确；其次是卜辞资料更为齐全，不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资料，是他书所未采用的；三是书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资料。

商代地理的研究虽然有较多成果，但由于卜辞资料本身的限制，对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较大。其中最明显的如商王田猎卜辞中所反映出来的主要田猎区究竟在哪里，如今即有河南沁阳、山东泰山、河南濮阳（及新乡以东、山东以西）三个地区三种看法。 

考古发掘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中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 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