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封制也称分封制度或封建制,即狭义的“封建”,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宗族姻亲、功臣子弟、前朝遗民分封领地和相当的治权,属于政治制度范畴。 分封制与宗法制互为表里,紧密结合,在家庭范围内为宗法制,在国家范围内为分封制。
除战国七雄外,还有越、巴、蜀、宋、中山等大国。小国尚有郑、卫、东周、鲁、滕、邹、费等,但其实力与影响力皆远远不及战国七雄,只能在强国的夹缝中生存,且最终均为七雄所灭。
由于郡县制度的加强,以获取土地、财富、人口的国家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促使这个从春秋时期开始便战争不断的土地逐渐走向新的时代。战国承春秋乱世,启帝秦发端,中续百家争鸣的文化潮流,这是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史称“百家争鸣”。中原经济技术的新发展与各国相继图强而展开的举国变法,名士的纵横捭阖,宿将的战场争锋,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典故。
七国之乱是发生在汉景帝时期的一次诸侯国叛乱,参与叛乱的是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王: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故又称七王之乱。
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御史大夫晁错上疏《削藩策》,提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建议,于次年冬天下诏削夺吴、楚等诸侯王的封地。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王由于不满朝廷削减他们的权力,以“清君侧”为名联兵反叛,后因战略失当,被汉廷和梁国联手平定,七大功臣为:汉廷方面周亚夫、窦婴、栾布、郦寄,梁国方面刘武、张羽、韩安国。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诸侯王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西汉诸侯王势力的威胁基本被清除,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加强。
八王之乱是西晋时统治阶层历时16年(291年—306年)之久的内乱。这场权利角逐中核心人物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八王。
公元290年(太熙元年),晋武帝司马炎驾崩后,外戚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即位的晋惠帝司马衷痴呆低能,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让自己能掌握政权,于永平元年(291年)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发兵杀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然后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任用贾模、张华、裴頠等人,使天下保持相对安定。
公元299年(元康九年),贾后不顾张华等人的劝阻,以阴谋废太子司马遹,次年杀之。[1]统领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联合齐王司马冏发兵废杀贾后、张华等。之后司马伦掌控了大政。
公元301年(永宁元年),司马伦废惠帝自立。司马伦篡位后,驻守许昌的司马冏起兵讨司马伦,镇邺的成都王司马颖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举兵响应。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赐死司马伦。司马冏以大司马入京辅政。
公元302年(太安元年),司马颙又从关中起兵讨司马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也举兵入宫杀司马冏,政权落入司马乂手。
公元303年(太安二年),司马颙、司马颖合兵讨伐司马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7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20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二王的联军屡次为司马乂所败。次年正月,洛阳城里的司马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司马乂,将其交给张方,被张方烧死。司马颖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份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司马越对司马颖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被司马颖击败,惠帝被俘入邺,司马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与此同时,司马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司马颖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
公元305年(永兴二年),司马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司马颙。
公元306年(光熙元年),司马越迎惠帝回洛阳,司马颖、司马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司马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
16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爆发,之后“五胡乱华”,西晋灭亡。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
靖难之役,又称靖难之变、奉天靖难,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不久爆发的一场政变。
明太祖朱元璋把儿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因太子朱标早死,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是为建文帝。建文帝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决定先削那些力量较小的藩王,于是首先袭执周王朱橚,把他废为庶人,又拘代王朱桂于大同,囚齐王朱榑于京师,湘王朱柏自焚死。与此同时,也在北平周围及城内部署兵力,又以防边为名,把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的护卫精兵调出塞外戍守,准备削除燕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