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涑水纪闻》

司马光《涑水纪闻》的记载则极力为宋太宗辩解。据《涑水纪闻》记载，“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王继恩之误）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又遇医官贾德玄（程德玄之误），“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遂与王雪下步行至宫门，呼而入。继隆使王且止其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隆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遂与俱进至寝殿。”下面这一段描述很有戏剧性：“宋后闻继隆至，曰：‘德芳来耶？’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

司马光上距太祖太宗不到百年，其人又是谨严的历史学家，除去时值太宗子孙当朝为君主，司马光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对太宗或有辩护开脱（此段文字暗示太祖崩时唯有宋后在旁，太宗不在宫中，自不可能如僧文莹《续湘山野录》所言弑兄）外，其言当较可信。此说日后也为南宋学者李焘所采，编入《续资治通鉴长编》中。

据司马光言，宋太祖驾崩，已是四鼓时分，宋皇后派宦官王继恩召秦王赵德芳入宫，但王继恩却往开封府衙门召赵光义，晋王的亲信左押衙程德玄已在门口等候。赵光义闻后大惊，说“吾当与家人议之。”王继恩劝他赶快行动，以防他人捷足先登，赵光义便与王继恩、程德玄三人于雪地步行进宫。据此，宋太祖死时，太宗当时不在寝殿，不可能“弑兄”。

宋后的初衷，是令秦王德芳入承大统，谁料王继恩竟然私召晋王光义，出卖宋后，宋后纵然既惊且怒，作为一个失去庇护的青年寡妇，无权无势，仓促之中只有称呼晋王为“官家”，承认既成事实而已。由此可见宋后之意在德芳，而不在晋王（还有一疑团未释，即为何也不在德昭？），这是否与太祖的意向相符，尚待考究。然而宋后身为一个青年寡妇，若果真如太宗即位后所称，兄终弟及是奉母亲杜太后之命，且有“金匮之盟”的誓书，那么宋后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毁弃成约，改立他人？

王继恩以为“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既然如此，为何身为太祖的妻子，颇为敬重和了解他的宋后却竟然不知此事，反而是一名宦官知晓更深？人或可谓宋后是为了己私而违背太祖素志，然而观诸史书，宋后为人，柔顺识大体，她如何忍心在丈夫尸骨未寒时就拂逆他平生的意愿？

而王继恩、程德玄两人的言语诸如“事久，将为他人有”“便应直前，何待之有？”等就更加不可思议；晋王既负有太后、太祖顾命，便是当仁不让的嗣君之选，何以意识到强敌的存在，唯恐落于他人之后？更为要紧的是，当宋后见到晋王时，非但愕然失色，至于恐惧到以母子身家性命相求，这是否透露了一些内幕？如此种种，加上太祖的猝死，以及日后太宗对其兄长骨肉的猜忌迫害和对嫂嫂的凉薄，自然不能不使得后人怀疑太祖死因及太宗继位的合法性。除去着《续湘山野录》的文莹几近肯定太宗对太祖之死负有责任外，《宋史·太宗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向太宗对待嫂侄的作为发出了质疑。

后世评价

“弑兄夺位”说

持此说的人以《续湘山野录》所载为依据，认为宋太祖是在烛影斧声中突然死去的，而宋太宗当晚又留宿于禁中，次日便在灵柩前即位，实难脱弑兄之嫌。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和李逸侯《宋宫十八朝演义》都沿袭了上述说法，并加以渲染，增添了许多宋太宗“弑兄”的细节。另一种意见认为，宋太祖的死与宋太宗无关，持此说的人引用司马光《涑水纪闻》的记载为宋太宗辩解开脱。据《涑水纪闻》记载，宋太祖驾崩后，已是四鼓时分，孝章宋后派人召太祖的四子秦王赵德芳人宫，但使者却径趋开封府召赵光义。赵光义大惊，犹豫不敢前行，经使者催促，才于雪下步行进宫。据此，太祖死时，太宗并不在寝殿，因而不可能“弑兄”。毕沅《续资治通鉴》即力主这一说法。

无法脱嫌说

还有一种意见，虽没有肯定宋太宗就是弑兄的凶手，但认为他无法开脱抢先夺位的嫌疑。在赵光义即位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系列的反常现象，即据《涑水纪闻》所载，宋后召的是秦王赵德芳，而赵光义却抢先进宫，造成既成事实。宋后女流，见无回天之力，只得向他口呼“官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