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淮屯田
曹魏和东吴邻近地带的屯田，主要是在淮河南北。曹操时曾“开募屯田于淮南”。 但仅是民屯。正始二年（241年），司马懿主持对吴作战时，始与邓艾筹划在淮南淮北创建军屯。第二年，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第三年，司马懿又在这一地区“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
《晋书·食货志》记载司马懿、邓艾创建的淮南淮北屯田说：“今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土，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逆北临淮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司马懿和邓艾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屯垦，对促进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对增加曹魏的财力，支持与东吴的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人物评价
总评
李世民为《晋书·宣帝纪》作史论，指出了司马懿在性格、军事、政治等多方面的矛盾或曰不平衡。原文如下：“宣皇以天挺之姿，应期佐命，文以缵治，武以棱威。用人如在己，求贤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测，性宽绰而能容，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饰忠于已诈之心，延安于将危之命。观其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既而拥众西举，与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无斗志，遗其巾帼，方发愤心。杖节当门，雄图顿屈，请战千里，诈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敌，夷险之路，劳逸不同，以此争功，其利可见。而返闭军固垒，莫敢争锋，生怯实而未前，死疑虚而犹遁，良将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辅翼权重，许昌同萧何之委，崇华甚霍光之寄。当谓竭诚尽节，伊傅可齐。及魏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故知贪于近者则遗远，溺于利者则伤名；若不损己以益人，则当祸人而福己。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况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祚？虽复道格区宇，德被苍生，而天未启时，宝位犹阻，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虽则庆流后昆，而身终于北面矣。”
晋明帝时，王导侍坐，晋明帝问起晋前世得天下的具体情形，王导叙述了司马懿的业绩和手段，又说起司马昭在高贵乡公时的所作所为，晋明帝大惭，把脸埋覆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何去非对司马懿的忍耐、气度和用兵能力，都给予分析，不与诸葛亮正面对战并非胆怯，而是高明的耗敌军之策：“仲达提秦、雍之劲卒，以不应而老其师者，岂徒然哉！将求全于一胜也。然而，孔明既死，蜀师引还，而仲达不穷追之者，盖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饱，而军未有变，蜀道阻而易伏，疑其伪退以诱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于相持，则仲达之志得矣。或者谓仲达之权诡，不足以当孔明之节制，此腐儒守经之谈，不足为晓机者道也”。评其“制其兵，出奇应变，奄忽若神，无往不殄，虽曹公有所不逮焉”。详见《何博士备论·司马仲达论》
《真三国无双》司马懿司马懿在世的时候，在魏国威望是相当之高的，即使毌丘俭、文钦在其死后讨伐司马师，檄文中依然对司马懿有“故相国懿，匡辅魏室，历事忠贞” 等赞誉。史书上称其使“天下欣赖”“天下大悦” 。到晋朝初年，司马炎在太康年间做到了“天下无穷人”的太康之治 ，人们对推动三国统一的司马懿还是相当推崇。乃至司马遹被传像司马懿，而能在当时“誉流于天下” 。
司马懿的名声毁败，是从永嘉之祸以后开始。其不肖子孙自相残杀带来诸多浩劫，南方的东晋，又长期被世家大族把持，司马懿在人心中的地位也逐渐下降。晋室南渡，情况与当年蜀汉类似，以蜀汉为正统的呼声日高；东晋灭亡后，情况更加明显，到隋唐时代，民间说书戏曲日盛；而唐代官修的《晋书》，以帝王的立场更不鼓励效法。到明代《三国演义》之后，“空城计、火熄上方谷、见木雕魏都督丧胆”等不实的司马懿形象就被演义广传于民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