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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阮籍(2)(竹林七贤之一)

阮籍(公元210年—263年),三国时期魏诗人。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竹林七贤之一,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  

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当时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也被受命执笔,但阮籍依旧喝酒,等到使者来催稿时,阮籍只好带酒拟稿塞责。

阮籍死于景元四年(263)冬,也就是在他写了《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四岁。  

人物思想

阮籍早年崇尚儒家思想,志在用世,后来发生魏晋禅代的政治动乱,由于对现实的失望和深感生命无常,因此采取了蔑弃礼法名教的愤激态度,转到以隐世为旨趣的道家思想轨道上来。 在阮籍的自述诗《咏怀诗》中“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可以看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阮籍自

己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不过阮籍并非纯宗道家,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在很多方面阮籍甚至尊崇儒家的一些学说,比如儒家的伦理孝道。

阮籍在社会政治观上主张“自然”排斥名教,想建立道家所说的“无为”、“无君”的社会。在哲学观上,阮籍赞同老庄的“达”的观点,认为“达’‘的根本途径或基本方法即为“齐物”。

正始时期的阮籍强调天与人的统一,竹林时期的阮籍则以自然排斥名教。阮籍思想的变化,不仅表现为对天人之“关系”的理解不同,而且也表现为对其本身“意蕴”的规定不同。 

文学特点

咏怀诗

阮籍的《咏怀诗》通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借景抒情,和形象塑造等,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比兴和形象塑造是《咏怀诗》最重要的艺术手法。

《咏怀诗》注重炼字,看似语言朴素,不事雕琢,其实意境旨远,用词贴切。

阮籍《咏怀诗》的意旨,如同钟峡所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咏怀诗》的思想内容非常复杂而广泛,但突出的是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和对现实的无法忘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种忧愁焦虑的情绪。 

论说文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同时阮籍在其作品中流露出较浓厚的仙隐思想,如《大人先生传》。但是却无轻松闲适,飘然轻举的内容,而是充满苦闷,哀伤和孤独的情怀,这是由当时的形式所迫。 

个人作品

诗:《咏怀古诗八十二首》

散文:《大人先生传》、《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等

赋:《清思赋》、《首阳山赋》、《鸠赋》、《猕猴赋》等

人物影响

对魏晋玄学

玄学在魏晋之世十分盛行,形成一股强劲的“玄风”。它不仅曾一度支配了当时的思想领域,而且支配了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态度,形成一种虚无放诞的社会风气。对于阮籍来说,他并不是不重视玄学的理论,例如,《达庄论》与《大人先生传》就是他苦心孤诣的玄论之作。除了表现在玄学理论一面外,事实上更多、更直接地表现在那种饮酒纵放、横决礼俗的人生态度方面。受阮籍等人的影响,在两晋一代,特别是元康之世,虚无放诞的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一时成为社会的一种风尚,甚至转化为单纯地追求感官的刺激,肉体的纵情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