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煦只身出城后，立即被城外的官军捆绑了押到朱瞻基军帐前，朱瞻基当即命扈从的御史于谦朗声宣读其罪状。这个于谦就是后来在明英宗“夺门之变”后被杀的那位兵部尚书、写过《石灰吟》的著名忠臣。据《明史·于谦传》记载，当时他“正词崭崭，声色震厉”使朱高煦“伏地战栗”(怕是被气得，而未必是被吓得)，而朱瞻基身边的文武群臣也纷纷“列奏其罪，请正典刑”，要求皇帝“大义灭亲”。据记载，这时跪在地上的朱高煦自己也说“臣罪万死，惟生杀在皇上”。

然而，或许朱瞻基认为就这样直接杀了只身受缚的亲叔父，未免不太合适，最终以“彼固不义，祖训于待亲藩自有成法”而回绝了群臣的鼓噪。朱瞻基一面让人将群臣告发朱高煦谋反的劾章给其看，一面令其写信，召诸子同归京师(这也说明朱高煦的儿子们当时并未集中于乐安，朝廷先前所掌握的朱高煦“立五军都督府：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违左军，千户盛坚右军，知州朱烜后军。诸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墿各监一军。高煦率中军，世子瞻垣居守”纯属虚妄之辞)。并遣其所亲信内侍回到汉王府，慰安宫眷。同时派锦衣卫逮捕了被指认为“同谋”的王斌、王彧、韦达、朱恒、钱巽等数十人。

或许是要在乐安等待将朱高煦已分封为济阳、临淄、昌乐、淄川、齐东等地郡王的儿子们一一抓来，朱瞻基及所率亲征大军又在这里停留了三天。在这三天里，一是安排阳武侯薛禄、兵部尚书张本及御史给事中等安抚军民，收缴民间兵器。二是于八月二十二日，下令改乐安州为武定州。三是在八月二十三日，以胜利平定了朱高煦的“反叛”，分派官员敕谕在北京居守的皇弟郑王瞻埈、襄王瞻墡代为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并分别奏报皇太后、告谕北京文武群臣，同时派员专程送信给自己的另一位叔叔赵王朱高燧，详细通报了自己讨伐朱高煦的原委及过程，并说明了自己对朱高煦“以亲亲之故，不忍弃绝。令同宫眷居于北京，以全始终之恩”的处置方式。同日，下诏让各处动员之兵不必再前进，同时停止了为这次亲征提供保障的粮饷运输，派礼部官员先期出发告拜班师归程所过山川。八月二十四日，在命阳武侯薛禄、尚书张本仍留武定州安抚军民，并设置武定守御千户所，调德州卫前所官军充实其兵员，强化了对乐安一带的守备之后，朱瞻基的征讨大军取道相对来程偏西的乐陵、东光方向，让太监“护送”着朱高煦父子和全部家眷，让锦衣卫官“械系”着所逮捕的所有“同逆者”紧随其后，一路浩浩荡荡踏上了班师归程。

当朱瞻基率领这支“胜利之师”离开乐安不远，未到乐陵黄家店时，久日不雨的天空竟然下起了滂沱大雨，迫使他不得不在这里停留两日。后又在献县单桥为是否转向彰德削除赵王斟酌两天。九月初六，车驾回到北京，朱瞻基就马上亲自祭告天地、宗庙，摆筵向社稷行谒谢礼。当他出御奉天门视朝时，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再次劾奏朱高煦“谋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国典，以为乱臣贼子之戒”。朱瞻基仍以“国家待宗藩具有祖训，朕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国典，以为乱臣贼子之戒”。朱瞻基仍以“国家待宗藩具有祖训，朕不敢违”为辞，下令工部专门在西安门内建造一馆室，用以囚禁朱高煦父子妻女。但当群臣复奏“叛逆之人不分首从，皆得处极刑”时，他就下令要从王斌、韦达、朱恒等人审讯出朱高煦谋反实情，依法处置。

仅仅过了三天，九月初九，就将作为朱高煦“逆党”的青州中护卫指挥王斌、乐安知州朱恒、乐安千户所千户盛坚，汉王府典仗侯海、长史钱巽、教授钱常、群牧所百户井盛等六十余人一并处决，只有汉王府长史李默以曾经“谏诤”而免死，被判流放口外。翌日，九月初十，又处决了同样被指为朱高煦“逆党”的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及其儿子靳义等。此后，因被卷入此案被杀的还有天津卫镇守都督佥事孙胜、青州左卫指挥史诚、河间卫镇抚温英、德州卫指挥郑兴、镇抚刘志等六百四十余人。连在锦衣卫大狱中被拷问至死的山西都指挥张杰、杨云也被“戮其尸”。其他因“知而故纵与藏匿叛人”被免死罪发配至边军者一千五百余人，被流放至边境为民者七百二十七人。

在处决靳荣等人的第二天，朱瞻基对随其亲征的人员按官阶大发赏钱：公三千贯、侯二千五百贯、伯二千贯;都督一千贯、都指挥五百贯、指挥四百贯、千户镇抚三百贯、百户所镇抚二百贯、总小旗将军一百五十贯、军士校尉力士各一百贯。文职官六品以上如武职例，七品八品一百五十贯，九品以下一百贯。厨役五十贯。病故溺死官军加半倍给其家人。接着又在九月十二“赐随征乐安州还京文武官太师英国公张辅等六千八百五十人宴于奉天门。加赐扈从文武官军旗校人等彩币绢布：公，彩币六表里;侯、伯五表里;都督、尚书四表里;都指挥及文职三品、四品一表里;指挥，绢二;文职五品以下及千百户、镇抚将军、力士校尉旗军绢一;厨役绵布各一”。九月二十一，又命法司及锦衣卫，将所缉捕的乐安州“同逆”亲属分赏给功臣及三品以上的文臣家中做奴婢。(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在封建社会“谋反”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在此期间，九月十九日，朱瞻基还将原来在乐安附近的军队进行了调防，将青州中护卫(其指挥王斌被认定为朱高煦的主要党羽)分拆到辽东各卫，将原乐安千户所调去了甘肃。

在如此忙碌之余，朱瞻基还殚精竭虑地亲自写了一篇《东征记》(按：从北京至山东乐安本为向南而来，不知这位皇帝是否一直掉向)，详细记述了朱高煦的种种罪孽和朝廷“不得已发兵”的原委，于九月二十二日让群臣传阅。

朱瞻基做了这么多，究其根本，应该是不让人们对他劳师动众进行的这次亲征有任何质疑，同时也是进一步坐实朱高煦的反叛罪名，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如此，罪名定了，同逆也杀了，就容不得朱高煦再做任何辩解，也不会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了。

然而，只有朱瞻基自己清楚，他这样给未曾夺过一城一池、未曾杀过朝廷一官一卒的亲叔王硬性定罪，并大动干戈地跑到乐安将其缚来，内心是不是亏。在崇尚尊长和孝道的封建社会，作为一国之君，如此对待为江山立下过盖世之功的自己的亲叔父，如果没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充分理由，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但他为了削藩，剪除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皇位的异己势力，还是一意孤行地这样做了。既然做了，就只能做到底，做到不容质疑。

或许正因为朱瞻基内心存在着一些难以言说的矛盾，在他主动宣示自己亲征叔王行为的正义性和正确性的同时，却不愿意别人更多地搅和进来。因此，当他班师归京的第二天，面对文武群臣上表，要行庆贺大礼时，他就以“此国家之不幸也，何以贺为!”来制止了。九月二十八，又有鲁王朱肇煇启奏，要为他“亲率六师讨叛逆以安宗社”，请诣到北京皇宫恭贺，他更深叹一句“此家之不幸事也，中心愧之，何用贺为!”(按：此句中的“中心”，意同“内心深处”。)随后，诸王有奏请来京恭贺者，一律被回绝了。试想，诸王与汉王朱高煦、宣德皇帝朱瞻基一样，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一脉血亲，一句“中心愧之”掩藏了多少难以名状的心境和内幕，只有让听者去咂摸了。

《明史》在“朱高煦传”的最后，只以“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九个字写了朱高煦的结局，却没写朱高煦最后是怎么死的。根据《明宣宗实录》中，在宣德四年四月，还有作为朱瞻基叔爷爷、也就是在朱棣“靖难”初期援以朵颜、福余、泰宁等兀良哈三卫精锐骑兵的宁王朱权以“不避斧钺之诛，干冒天听，伏望赦免”的上奏，似乎可以推想，朱高煦在被囚禁的状态下又活了两年多。同时人们也不难想象，曾经叱咤风云，而今身陷囹圄成为“笼中虎”的朱高煦，如果再遇到自己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该会有怎样的反应?

朱高煦被以“谋反”罪名押至北京后就被削去王位，废为庶人，关在朱瞻基专门给他建的牢舍内，名之曰“逍遥城”。对他的最后结局，《明史纪事本末》说的比较具体：“汉庶人高煦锁絷之内逍遥城。一日，帝往，熟视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铜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顶负缸起。积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时火炽铜镕，庶人死。诸子皆死。”其中“熟视久之”四字，不仅写得活灵活现，而且非常耐人品味。

我们不妨把这段文字用当今人们习惯用的通俗语言白话一下，说的是已经是庶人的朱高煦被锁链拴着，囚禁在皇帝在大内专门给他建造的“逍遥城”内。或许是在接到叔祖父宁王朱权为朱高煦求情的上奏之后的某一天，皇帝朱瞻基内心有些郁闷。因为叔祖父在这份奏折里，也倚老卖老，公然直接拿宣德元年八月的事情借题发挥，指责自己在一些事情上违背祖制，但他却不能接二连三，再像当年对待叔王一样，也给他戴上个谋反罪名，把这位爷爷辈的有功王爷也“武定”了。作为一国之君，内心窝火却没处撒，油然让他想起该去看一下已经被自己关了两年多的亲叔叔。当他出现在被锁链绑缚的朱高煦面前时，可以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熟视良久”四字，说明他们之间用眼神对了很长时间的话。一个说：“你这个坑爹的小子竟然如此阴损，说让我解释，却直接把我骗了来绑在这里，硬按上谋反的罪名，还冤杀了那么多人。看你穿着皇帝的龙袍，不过是个衣冠禽兽!”一个说：“你当年不是挺有能耐么，敢与我争太子位。现在我是皇帝，你再有能耐，却已经成为我的阶下囚。”

   一个说：“你这个不讲恩义的东西，当年若不是我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助你皇爷爷打下江山，现在的皇帝还不知是谁呢!哪轮到你这个畜生!”一个说：“你别嘴硬。现在我就是皇帝，不仅可以把你绑在这里，而且我想什么时候杀你就什么时候杀你，还有你的老婆孩子!”话说到这里，性情本暴烈的朱高煦已经怒不可遏，冷不防地伸腿一扫——尽管他带着脚镣，但由于自幼练武，加上把多年的积怨、满腔的怒火都凝聚于这一腿部动作上，一下把不可一世的皇帝朱瞻基摔出老远，跌了个嘴啃泥。一帮随从赶忙一边按住朱高煦，一边扶起狼狈不堪、恼羞至极的朱瞻基。但朱高煦力大无比，几个侍从用尽全力也按不住他。气急败坏的朱瞻基一边躲闪，一边想起宫殿门外有重达数百斤的消防用大铜缸，立即命几位大力士去抬了一口来，众人七手八脚地把朱高煦反扣在大铜缸之下。没想到，膂力超常的朱高煦依然能把铜缸顶起，对着周围的人横冲直撞，朱瞻基情急之下，竟生出极端阴损的杀机，命人将宫中囤积的木炭搬来，把被扣在铜缸里的朱高煦堆埋起来，然后把堆成小山一样的木炭点燃。眼见着炭火熊熊，越烧越旺，青烟弥漫中，大铜缸由最初的剧烈摇晃到慢慢泛红、透亮、塌陷、熔化……可叹与当年被朱棣赶下台的建文帝朱允炆同为火字辈的朱高煦，就这样在烈火中得到了他的归宿。

除掉朱高煦之后，朱瞻基还要斩草除根，接着把作为他婶子和堂兄弟的朱高煦的正妃韦氏和所有十个儿子统统杀掉。朱高煦一生共生有十一子，除第一子朱瞻壑因在永乐十九年八月夭亡，被谥封为懿庄世子外，第二子朱瞻圻，洪熙年间因告发父亲被发配去守祖陵，未封王，第三子朱瞻垣，于永乐二十二年十月被封为汉世子，第四子朱瞻垐，永乐二年被封为济阳王，第五子朱瞻域，永乐二年封临淄王，第六子朱瞻垶，永乐二年封昌乐王，第七子朱瞻墿，永乐二年封淄川王，第八子朱瞻坪，永乐二年封齐东王，第九子朱瞻 ，永乐二年封任城王，第十子朱瞻壔，永乐二年封海丰王，第十一子朱瞻垹，永乐二年封新泰王。读者从他们的名字上看，就知道他们与要杀他们的皇帝朱瞻基的血脉关联(明朝皇室燕王朱棣一支，第三代均以“瞻”字加一带“土”字旁的字命名)。至于他们和自己的母妃韦氏具体是怎样被杀戮的，史书没有记载，大家尽可以去想象。

就这样，帮助父亲朱棣夺得江山的朱高煦，最后的结局是惨遭灭门。而对于明成祖朱棣来说，尽管他夺得了江山，但所传三支(三个儿子)中的一支终遭灭绝，也是他所得的阴报和付出的后续代价。

写完朱高煦的结局，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那就是以往读者所看到的有关对朱高煦的记载和描述，一般多是只言片鳞，而且都受《明史》等正史资料“成王败寇”观念的影响，从少年的“高煦不肯学，言动轻佻”，到最终把朱高煦刻画得莽撞无能，都属于“带着有色眼镜”得出的不准确形象。对此，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学者钱谦益就已经认为这是史家“严辞溢恶”，不可尽信，是“成王败寇”的观念使然。另据香港学者赵令扬先生考证，历史上真实的朱高煦并不完全是一介武将，不仅诗作“成一代之规模”，而且书法“雄伟飞动”，也可从一方面订正正史中对朱高煦形象的歪曲和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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