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保护珍稀物种(2)

最后一只雄性北方白犀牛,摄于2015年

但即便是这样,遵循道义恐怕也难以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绝对理由——毕竟那些天天喊着“众生皆有生存权利”的人们,大概也不会盼着天花病毒卷土重来。

所以,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每年花费上千亿美元来尝试拯救那些迟早会灭绝的物种,同时抚慰自己的怜悯之心(或是从其他物种中获利、最终却导致其灭绝的愧疚感)?

如果这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我们又是出于何种考量来拯救那些危在旦夕的物种?

所幸,保护濒危物种的理由比放任其自生自灭更具有说服力——哪怕我们将“满足怜悯心”这样的说辞排除在外。

对于人类来说,自然生态首先是一家天然的大药房。我们人类使用最为频繁的150种处方药里,超过半数的有效成分起初都源自植物或其他天然品,比如最为常见的阿莫西林,源头便是青霉菌中的青霉素。

抗癌大药紫杉醇有着极为复杂的化学机构(有研究人员曾坦言这很难通过人工设计产生),但在其独特的效用被发现之前,蕴含紫杉醇的短叶红豆杉却一直被砍去削成木材。

如果这些生物在它们独特的化学成分被发现之前就消失殆尽,其秘密也会随之消失。

紫杉醇是一种抗癌药物成分,来源于短叶红豆杉的树皮

抗生素、抗癌药物、止痛药、抗凝剂……大自然提供了许许多多我们赖以生存的药物。每一种生物都意味着一个独一无二的、经过亿万年演化的遗传物质宝库,而我们出于医疗目的研究过的植物,却只占已知植物总量的大约5%。可想而知如果对那些待发掘的物种继续研究,会给人类医疗带来多大的收获。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食品领域。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说:对一个国家而言,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在其文化中增添一种有用的植物,特别是面包谷物。

而据估计,可供人类食用的植物大约有8万种,其中不到20种却喂饱了全世界90%的人,我们几乎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天然粮仓”里。

无可争议的药用与食用价值摆在眼前,这些“对人类有用”的物种自然也会受到人类的关注和保护。

但是熊猫有什么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入药,我们为什么还要保护它们?只是因为它们会卖萌吗?

从某种角度来说,还真是这样。

2018年,科学家们首次对大熊猫作为中国濒危保护旗舰物种的保护价值做了定量评估——每年在大熊猫身上花2.55亿美元,可以换来25亿美元的丰厚回报。

这其中既包括因对大熊猫栖息地进行保护而产生的土壤跟水文资源升值,也包括旅游、美学、品牌、教育等文化价值的提升。另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00-2010年间,居住在四川、陕西和甘肃这些大熊猫保护区附近的农民年收入增长率,比各自省份的平均值要高出8%。

对大熊猫进行保护,既意味着同时保护了大熊猫这一物种所伞护的其他生物、以及它们所生活的土地,又意味着十分可观的旅游、商品等文化周边收入,而这份收入又可以继续回馈于保护工作上。

圆滚滚们带来的是硬邦邦的经济利益,人类与其他物种未必不可双赢。

早在1997年,著名生态经济学家罗伯特·科斯坦扎曾联合13位科学家对全球生态保护所创造的价值进行了估算,他们认为该年全球生态保护工作所带来的回报已有3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总量的近两倍。

而对于20年后的2017年,科斯坦扎的计算结果涨到了125亿美元。

相比之下,让物种自生自灭才是个非常糟糕的想法。根据联合国在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如果不加以控制,物种的持续减少将在2050年之前使全球经济产出缩水18% 。保护生态不再意味着遏制经济发展,相反还能创收。

所以即便是从功利角度来看,我们也应当保护那些濒临灭绝的物种——因为它们能为人类所用。

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就能消灭那些“有害物种”?比如苍蝇、蚊子、蟑螂……或者至少,我们应该让他们自生自灭?

而现实情况是,即便是“有害物种”的灭绝,也可能反过来戕害人类自身。

举个例子,西非的牧民对狮子深恶痛绝,因为狮子不仅会以牧民们所眷养的牲畜为食,有时还会威胁到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这就导致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多了一项传统的体育竞技项目,抓狮子。

但另一方面,狮子又是狒狒的重要捕食者,能自然且有效地控制当地狒狒的数量。一旦狮子被清扫得太干净,狒狒们就会因为捕食威胁的降低而数量激增,最终带着肠道里的大量寄生虫入侵人类村庄以抢夺水和食物,给当地牧民带来各种寄生虫感染。

是狮子可怕,还是寄生虫可怕,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有一边倒的答案。建立一个人类-狮子安全共存的生态环境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生活在菲律宾米沙鄢群岛的卷毛野猪虽不如熊猫那样样貌出众,但仍然亟需保护

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对寄生虫赶尽杀绝?显然也不是这样的。一旦寄生虫式微,狒狒的数量也会难以避免地快速增加,这样一来狮子的数量也会随着食物的获取难度下降而暴涨,从而对人类造成额外的负担。

这是一道简单的“水池同时进水和放水”问题,只是我们的目标不再是把水池放空或灌满,而是让它一直有水且不会溢出。对于共享同一颗星球的数百万物种而言,任何一个物种都早已进化出其特有的功能性作用,都是同一池子里的水。

诚然,生态一直处在动态稳定中,哪怕明天有半数物种灭绝,现有的生态系统也只是进入到另一种动态稳定的状态里——只是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所需要付出的代价难以衡量——且前提是人类不属于那灭绝的半数。

从长远来看,每一个物种都必然对生态造成影响,而好的生态也必然会让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雨露均沾。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在亚利桑那州贫瘠的沙漠里圈了块面积1.27公顷的地(不到两个足球场大小),用以运行一个浪漫而激进的实验——生物圈2号(Biosphere 2)。实验旨在探究在一个有限的小型空间里,人类是否有能力依赖独立、封闭的生态系统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

生物圈2号由七个生物群落区域组成:人造海洋、湿地、沙漠、微型雨林……温控的水流通过独立的管道系统循环流动,覆盖大部分设施的面板吸收太阳能,天然气能源中心能集中生产电力。

一旦实验成功,人类就有了在星际环境搭建独立生态系统的技术支持与强大信心。月球、火星、乃至漂无所依的空间站,都可以被改造成适宜人类居住的场所。由此,人类将摆脱对“生物圈1号”——地球的依赖,向着星辰大海前行。

亚利桑那大学的科学家卡尔 · 霍奇斯(Carl Hodges)评价它会成为“史上最重要的科学项目”,美国广播公司则暗示它可能“拯救世界”。1991年9月26日上午,8名实验人员向着媒体的镜头挥手作别后,走进了生物圈2号并关上了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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