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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杨朔(5)(现代著名作家)

杨朔(1913~1968),男,是现代著名作家、散文家、小说家。原名杨毓瑨。山东蓬莱人。中共党员。1929年毕业于哈尔滨英文学校。1939年参加八路军,转战于河北、山西抗日根据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后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战地记者,1949年后随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入朝,回国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常设书记处书记,中国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不少通讯和中、短篇小说。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抗美援朝时期写出优秀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同时写了大量散文。 代表作品有《荔枝蜜》、《樱花雨》、《香山红叶》、《泰山极顶》、《画山绣水》、《茶花赋》、《海市》、《铁骑兵》等,大多数出自《杨朔散文选》。

《蓬莱仙境》

夜来落过一场小雨,一早晨,我带着凉爽的清气,坐车往一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蓬莱去。

许多人往往把蓬莱称做仙境。本来难怪,古书上记载的所谓海上三神山不就是蓬莱、方丈、瀛洲?民间流传极广的八仙过海的神话,据白胡子老人家说,也出在这一带。二十多年来,我有时怀念起故乡,却不是为的什么仙乡,而是为的那儿深埋着我童年的幻梦。这种怀念有时会带点苦味儿。记得那还是朝鲜战争的年月,一个深秋的傍晚,敌机空袭刚过去,我到野地去透透气。四野漫着野菊花的药香味,还有带水气的蓼花味儿。河堤旁边,有两个面黄肌瘦的朝鲜放牛小孩把洋芋埋在沙里,下面掏个洞,正用干树枝烧着吃。看见这种情景,我不觉想起自己的童年。我想起儿时家乡的雪夜,五更天,街头上远远传来的那种怪孤独的更梆子声;也想起深秋破晓,西北风呜呜扑着纸窗,城头上吹起的那种惨烈的军号声音。最难忘记的是我一位叫婀娜的表姐,年岁比我大得多,自小无父无母,常到我家来玩,领着我跳绳、扑蝴蝶,有时也到海沿上去捡贝壳。沙滩上有些小眼,婀娜姐姐会捏一根草棍插进去,顺着草棍扒沙子。扒着扒着,一只小螃蟹露出来,两眼机灵灵地直竖着,跟火柴棍一样,忽然飞也似的横跑起来,惹得我们笑着追赶。后来不知怎的,婀娜姐姐不到我们家来了。我常盼着她,终于有一天盼来,她却羞答答地坐在炕沿上,看见我,只是冷淡淡地一笑。 我心里很纳闷,背后悄悄问母亲道:“婀娜姐姐怎么不跟我玩啦?”

母亲说:“你婀娜姐姐定了亲事,过不几个月就该出阁啦,得学点规矩,还能老疯疯癫癫的,跟你们一起闹。”

婀娜姐姐出嫁时,我正上学,没能去。听说她嫁的丈夫是个商店的学徒,相貌性情都不错,就是婆婆厉害,常给她气受。又过几年,有一回我到外祖母家去,看见炕上坐着个青年妇女,穿着一身白,衣服边是毛的,显然正带着热孝。她脸色焦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怀里紧紧搂着一个吃奶的男孩子。我几乎认不出这就是先前爱笑爱闹的婀娜姐姐。外祖母眼圈红红的,告诉我说婀娜姐姐的丈夫给商店记账,整年整月伏在桌子上,累得吐血,不能做事,被老板辞掉。他的病原不轻,这一急,就死了。婀娜姐姐把脸埋在孩子的头发里,呜呜咽咽只是哭。外祖母擦着老泪说:“都是命啊!往后可怎么过呢!”

再往后,我离开家乡,一连多少年烽火遍地,又接不到家乡的音信,不知道婀娜姐姐的命运究竟怎样了。

这许多带点苦味的旧事,不知怎的,一看见那两个受着战争折磨的朝鲜小孩,忽然一齐涌到我的脑子里来。我想:故乡早已解放,婀娜姐姐的孩子也早已长大成人,她的生活该过得挺不错吧?可是在朝鲜,在世界别的角落,还有多少人生活在眼泪里啊!赶几时,我们才能消灭战争,我可以回到祖国,回到故乡,怀着完全舒畅的心情,重新看看家乡那像朝鲜一样亲切可爱的山水人物呢?一时间,我是那样地想念家乡,想念得心都有点发痛。

而在一九五九年六月,石榴花开时,我终于回到久别的故乡。车子沿着海山飞奔,一路上,我闻见一股极熟悉的海腥气,听见路两边飞进车来的那种极亲切的乡音,我的心激荡得好像要融化似的,又软又热。路两旁的山海田野,处处都觉得十分熟悉,

想不到这就是我的故乡。在我的记忆当中,蓬莱是个古老的小城,街道狭窄,市面冷落,现时竟这样繁华,我怎能认识它呢?它也根本不认识我。我走在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是谁。本来嘛,一去二十多年,当年的旧人老了,死了,年轻的一代长起来,哪里会认识我?家里也没什么人了,只剩一个出嫁的老姐姐,应该去看看她。一路走去,人们都用陌生的眼神望着我。我的心情有点发怯:只怕老姐姐不在,又不知道她的命运究竟怎样。

老姐姐竟不在。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迎出屋来,紧端量我,又盘问我是谁,最后才噢噢两声说:“原来是二舅啊。俺妈到街上买菜去啦,我去找她。”

等了好一阵,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走进屋来,轻轻放下篮子,挺温柔地盯着我说:“你是二兄弟么?我才在街上看见你啦,我看了半天,心想:‘这可是个外来人’,就走过去了——想不到是你。”

刚才我也没能认出她来。她的眼窝塌下去,头发有点花白,一点不像年轻时候的模样。性情却没变,还是那么厚道,说话慢言慢语的。她告诉我自己有三个闺女,两个大的在人民公社里参加农业劳动,刚拔完麦子,正忙着在地里种豆子,栽花生;刚才那个是最小的,在民办中学念书,暑假空闲,就在家里给烟台手工艺合作社绣花。我们谈着些家常话,到末尾,老姐姐知道我住在县委机关里,便叫我第二天到她家吃晚饭。我怕她粮食不富裕,不想来。她说:“来嘛!怕什么?”便指一指大笸箩里晾的麦子笑着说:“你看,这都是新分的,还不够你吃的?去年的收成,就不错,今年小麦的收成比往年更强,你还能吃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