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历三年(769)正月，杜甫离开白帝城出三峡，船行到西陵峡口下牢溪停泊夜宿，峡州长吏在津亭设宴款待。杜甫写了一首《春夜峡州田伺御长吏津亭留宴》，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从此，杜甫离开了他寓居了三年的长江三峡。这三年，是杜甫穷愁潦倒、飘泊在社会边缘的岁月，也是他诗作丰收、诗艺大进的时光。在现存的杜诗里，有将近400首诗是在这个期间写作的，占其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些诗作虽然在思想内容上不及“三吏三别”那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感，但在诗艺上却达到了唐诗的顶峰。其中大多数诗作都是经过了刻意锤炼打磨，不仅在意境表达上多有独创，而且在韵律、诗体句式上也有格外的讲究和创新。其中《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登高》、《阁夜》、《白帝》等等，都被历代诗家公认为经典。特别是他写的律诗，体现了诗歌最高工艺所具有的精湛和雅致的品质，纯正自然、谨严规范、细密厚重。这些表明杜甫不愧为唐代诗人里最具“工匠精神”者，甚至堪称中国古代诗人中最杰出的“工匠”。

杜甫的“工匠精神”，除了他对前代诗艺的继承和自己的长期修养之外，可以说主要是在长江三峡炼成的，究其成因，我看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当时长江三峡山高水远，信息闭塞，远离政治生活中心，杜甫飘泊于此，实际上是处于社会边缘地带。这对一个富有家国情怀而又在精神文化上有所追求的士人来说，就只好致力于诗艺，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搞“纯文学”吧。杜甫和大多数古代诗人一样，是以“仕”为志愿和职守的，写诗只不过是一种业余爱好，是他们言志遣怀的个人表达。其中有些人诗艺水平也很高，但毕竟没有“工匠”的专业化;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把心思主要用于诗作或其它写作，花更多地功夫精研诗艺和其他文艺技艺。

   杜甫年青时即到长安谋求仕途，却十年难以如愿，只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安史之乱后他投奔肃宗做了左拾遗，后来在四川严武帐下参谋政务，但始终郁郁不得志。及至流落三峡，他虽然依旧“每依北斗望京华”，但已完全脱离了政治中心，其仕途希望和报国之愿是完全绝望了。这样一来，他唯有靠写诗来寄托自己的精神追求。总之，政治生活的失意、被主流社会边缘化，是杜甫，也是许多古代文化人成为文学工匠的重要成因。

二是长江三峡的自然美赋予了杜甫诗艺灵感。从审美对象的角度看，自然美和社会美所呈现的美感形态是有所不同的。社会美更多的是社会理想、思想情感和世态人情善恶的呈现，而自然美则更多的是情景的交融、心灵的升华，最重要的是多以形式美来呈现的。如果说杜甫前期的从政经历和社会见闻让他写出了“三吏三别”那样直抒胸臆的现实主义诗篇，那么，长江三峡奇特而优美的自然风光，则必然给杜甫以不同的审美体验，让他感受到更广阔深邃的意境神韵和形式美的启迪，促使他更加注重诗作意境的开拓和韵律语句的讲究。因此，他在三峡期间的诗作构思和遣词造句都格外讲究，常常为构思意境而拈须苦思冥想，践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誓言，许多诗篇都是经过反复锤炼打磨的，简直达到了“工匠精神”的极致。

三是杜甫在三峡期间扎根民间，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为他的诗作提供了新的思想艺术源泉，也影响了他的创作态度。此前，杜甫跻身仕途，虽然也关心民间疾苦，考察世态人情，但毕竟有所隔膜。流落到了三峡，杜甫就不再是“体验生活”、“下生活”，而是真正成为民间的一员，百姓的一分子，其感受自然格外深切。他在三峡卜居乡间、操持田园、交接邻里、品味炎凉、切肤疾苦、感染风情，这一切对他的人生态度和诗学精神都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成为其“工匠精神”的心灵支柱。

杜甫在三峡期间炼成的“工匠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咏史抒怀和俯仰山川人物等宏大主题诗作中，即便是即兴咏物和酬唱应答，也是字斟句酌相当考究。比如他在峡口春夜赴宴后写下的那首诗，其意象就非常开阔，而且是很工整的五律，兹录以佐证：

“北斗三更席，西江万里船。杖藜登水榭，挥翰宿春天。白发烦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云雨峡，忽尽下牢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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