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妻生子

所谓的借妻生子，就是典妻，又称承典婚，这是旧社会买卖婚姻派生出来的临时婚姻形式。这种婚俗形式是以男方用财物租用已婚女子做临时夫妻为特点，绝大多数情况是男方已婚无子，家财富足，需要子嗣;女方家经济贫困，丈夫无力维持生计，只得同意将妻子按一定期限典当给别人。男方付一定租金，到期将妻归还。

这种把自己的妻子当作器物一般出租给别的男人的陋俗，早在宋代就有所流行，元代盛行，明清沿袭成俗。民间俗称这是“借妻生子”的一种婚俗。另有一件档案称：

“赵喜堂因手中空乏，难以度日，进退两难，出其无奈，实事无法，情愿出于本身于结发妻送于张慕氏家中营业为主，同更言明使国票六百元整，当面交足，并不短少，定期八年为满。如要到期，将自己妻领回，倘有八年以里，有天灾病孽，各凭天命，于有逃走，两家同找，如找不着，一家失人一家失钱。期满赵喜堂领人，不如张慕氏相干，恐后无凭，立租字人为证。”

并有保人等签名画押。

这张典妻的契约期限是八年，安东县县民赵喜堂因生活所迫，将自己的结发妻子典与他人，妻子在典夫家中生活，到期后，将妻领回。在这张契约上，写有本夫的名字，并摁上手印，并没有写上妻子的名字，这也说明妻子本人没有权力主宰自己命运。

一般来讲，丈夫典妻这件事，事先可以不让妻子知道，不同她商量，即使她本人知道了，同意不同意都不起决定作用。在当时的社会，妇女一旦嫁给男人，丈夫便掌握了她的生杀大权，妇女就像家里的其它物品一样任由丈夫支配。

被典的妻子在这八年的漫长时间里，命运又转嫁到其它人手里，如有天灾病孽，生死由命，死了就死了;如果逃跑，两家一起找，找不着，一家损失人、一家损失钱。

质妻雇妻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质妻和雇妻”现象。

所谓的“质妻”，即把自己妻子转让给他人为妻，换取一笔钱，到约定的时间，要回妻子，送回原款。所谓“雇妻”，即雇主支付雇金给女子的丈夫，在约定的期限之内，让该女子作为自己的临时妻子，到期将女子送回其丈夫，雇金不收回。这两种形式可视作典妻的萌芽。及至宋朝，商品经济发展，典雇妻子的现象更为普遍。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七年(公元1075年)，因为旱灾和蝗灾，老百姓质妻卖子，父子不保。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时，苏轼在一项奏折中写道，二十年间，因为欠苗，卖田宅雇妻女的人不可胜数。

典妻往往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典妻，另一种是租妻。按一般的分法以时间长短来分，时间长的为典妻，时间短的为租妻。都是一种临时性的婚媾形式，期限一般租为一至二年，典为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不等，而时间的长短又往往同孩子生育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因为大多典妻者的目的在于要生儿继嗣，所以也有称典妻为“借肚皮”，或“租肚子”的。

旧时典妻风的盛行由多种经济原因所致：如丈夫有病无力维持家庭，或负债累累度日艰难;也有因赌博而穷困潦倒者，丈夫无奈而租典妻子。此类一般由丈夫作主，而妻子则被迫同意;也有丈夫长期外出不归，妻子生活无着而自典者。受典者往往由于其妻子不育无出，征得妻子同意而去借妻生子。但无论是典妻还是借妻，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绝对占有，女性对男人的人身依附，女子一旦出嫁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完全听从丈夫的处置，像商品一样被买来卖去，没有抗拒的能力，反映了社会黑暗和道德伦理的落后。

打伙共妻

还有一件关于打伙合同的档案：

“立打伙人孙长义因无钱使，将自己贤妻张金香中人说允，情愿送与张现思名下打伙，言明身价小洋钱叁佰元正，押账钱当面交清，分文不欠，有官钱使用，两家均纳，倘有天灾病业、逃走等情，各安天命。此系两家情愿，恐口无凭，立字为正。”

也有着立字人、中保人、中间人、借字人的签字画押。

这种让自己的妻子与别的男子打伙生活在一起方式，在东北地区俗称“搭伙”或“拉帮套”。它实际上是招养夫，是一种一妻多夫制的变异形式，其实质是让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到无能力维持生计的男人家里帮助过日子。它的特点是已婚女子的本夫患重病，丧失了劳动能力，不能抚养妻子儿女或老人，家境十分贫困，维持不了最低的生活水平，只得依靠另招一夫，负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

这些婚俗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因为贫苦潦倒而迫不得已“卖妻获利”。但这种没落的旧时宗法制度的流毒，任何文明社会都会将之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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