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中国科技界有“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有“原子弹之父”王淦昌，有“航天之父”赵九章，有“光学之父”王大珩，知道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却不知道他们的老师——中国当代物理科学宗师，原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叶企孙。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叶企孙破格选送他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叶企孙)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叶企孙让他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他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叶企孙)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叶企孙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23岁。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被任命为清华物理系第一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叶企孙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感到安慰的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熊大缜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都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1947年6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
解放前夕，在蒋介石的迁台名单中，叶企孙赫然在列。清华校长梅贻琦向叶企孙探询他的去留问题，叶企孙说，清华办学本来就置身于政局变迁之外，过去这样，以后也会保持这一传统。国民党的走与不走，与清华园无关。叶企孙回绝了国民党，决意留在清华。
1949年5月，在清华学人的一致拥戴下，叶企孙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履行校长职责，主持新中国成立阶段清华大学校务。
1951年底，清华、北大发出通知：该学期的期末考试暂停，学生配合教师做好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
1952年1月16日，叶企孙在全校干部大会上作第一次检讨：“办公时间很少，每天只一点半到两点半”，“过去对政治学、经济学一向不感兴趣，解放后在政治学习上时间也花得很少，因此，水平不高，思想领导做得不够。”这是叶企孙的肺腑之言。可他没有想到，群众对他的检讨表示不满，致使当晚的干部会议举行到深夜一点多钟。
这种结果，叶企孙是缺少思想准备的，他没有想到他在清华人心目中的形象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赞成社会主义的，但不能理解这场运动的本质;他赞成大家端正一下思想，却对于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批评毫无思想准备。叶企孙有些迷惘了——难道以往坚持科学救国的信念已成罪孽?
不久，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开始了。中国高校教育进行了全国一盘棋式的改革，提出了“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调整方针，将北京工业学院、燕京大学工业科学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文、理、法三个学院并入北京大学。
凭着教育家的经验，叶企孙知道，这种全国一盘棋的做法虽然对全国大环境来说有一定的好处，但对于清华、北大这样的综合性重点大学，却是一次伤筋动骨的肢解。叶企孙内心是不同意这一套做法的。他认为这并不是改革，而是“革改”，就是用搞社会革命那一套来统领一切，完全不懂教学规律，是不科学的。但这时候，他已经得不到信任了，他已学会了三缄其口。
就这样，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院在强制性的措施下被迫迁往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的工学院也并入清华。
叶企孙到北京大学后，由于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表现，已不可能再让他担任什么行政职务了，而这恰恰合了叶企孙的心愿。他在这一时期专心教学，只在1953年一年就教过光学、地理专业普通物理，气象专业普通物理、大气光学等等。能够把自己的所知传给后人，这对于那时候的叶企孙已经算是一种奢望了。
五十年前的1966年“文革”开始。1968年，已经七十岁的叶企孙被怀疑汉奸、特嫌，被捕入狱。提审纪录中他只有一句话：“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1969年，又因实在找不到证据而送回北大监督改造，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他原来在镜春园的教授房子被没收了。教授待遇也被取消了，每月只有50元的工资，他住进了一间又黑又破的房子。在北大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他再次失去了自由，每天过着囚犯般的生活。
他开始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老式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深知老师的用意：“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不幸。”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不久，叶企孙就听到了陈寅恪在广州去世的消息，还有饶毓泰、翦伯赞、沈廼璋等人因不堪批斗羞辱而自杀的传闻。在一连串噩耗的最后，是他寄望最大的学生赵九章自杀的消息。1972年5月31日，北京大学党委对叶企孙做出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撤销其专案审查，不再限制人身自由，准其搬回北大公寓，恢复其原工资。
长达四年的囚徒生活虽然结束，但是，当他的海外友人任之恭、赵元任，学生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归国后向北大提出要看望叶企孙时，均遭拒绝。
1974年夏季，曾与叶企孙在清华和哈佛先后同学的郭殿邦听说他的弟弟郭会邦要到北京出差，从美国来函一再叮嘱郭会邦一定代他找到叶企孙，以致深切思念之情。郭会邦在北大校园多方打听，竟没有人知道谁是叶企孙，这让郭会邦深感吃惊。郭会邦心中隐隐感到了不祥。这时，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忙上前打问，没想到那个年轻人竟惊愕地查问他与叶企孙的关系，还以警惕的眼神看着他：“你不知道他是国家的罪人?”说完便摆手而去。郭会邦站在原地，似乎经历着“游园惊梦”。所幸又遇见了一位老人，得到老人指点，来到叶先生的住处。
眼前的情景使郭会邦十分惊愕。空荡荡的屋子里，叶企孙独卧床上，面容憔悴，衣衫陈旧。看到有人进来，叶企孙吃力地把头扭转过来，迷茫地看着郭会邦。当听到郭会邦说出他大哥是郭殿邦的时候，叶企孙苍老僵硬的脸上出现了微微的笑意。郭会邦坐在那里，看到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清华人物此时竟是这般境遇，很是心酸。
叶企孙看着郭会邦，吃力地想从床上下来，由于他的脚肿得已经穿不上单鞋，竟穿了一双老式棉鞋!他艰难地移步，摇摇摆摆地走到郭会邦跟前。由于双脚不能支撑，重重地坐在了郭会邦旁边的椅子上。
叶企孙对郭会邦的来访非常高兴，他让工友给郭会邦上茶，并忆起了当年他和郭殿邦的一些趣事……郭会邦没想到一个76岁的老人，在遭受摧残之后还能如此乐观健谈，对多年以前的老友还会如此地关心。
当郭会邦问及叶老所受的遭遇的时候，叶企孙只是一笑而过，没有过多地说明。
在他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笔者译：我因为疏狂放肆而终遭杀身之祸，这还有甚么可说的呢?你们应该把我当作罪人忘掉。但我一生的行状自己心里清楚，还是可以追忆回顾的。至于能不能这样，尤其是头脑中所想到的，你们或许不一定全部知晓。)
但是，赵九章之死还是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从此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如小桶。
1976年春节，清华同仁挚友陈岱孙、吴有训、钱临照、王竹溪、钱伟长登门造访，给了叶企孙生前最温暖的一天。
叶企孙仍拒绝治疗。1977年初，叶企孙病情迅速恶化。1977年1月10日，叶企孙陷入昏迷，呼吸困难，被送医院抢救。期间偶尔醒来，便口中喃喃：回清华。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在医院因抢救无效，平静辞世，终年79岁。
1977年1月19日，八宝山公墓举行了叶企孙先生追悼会，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那个小规模的追悼会上，悼词只字未提叶企孙在我国科学事业和高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贡献，更未洗刷叶企孙先生生前所蒙受的屈辱，作为叶企孙挚友的吴有训先生愤而退场，以示抗议。
按有关方面要求，叶企孙逝世的消息，所有报刊均不予刊登。即使是今天，若查阅叶企孙的生平，也只寥寥几字而已：“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至1977年1月13日)，男，汉族，物理学家，教育家，上海人。”
87年前的1929年，叶企孙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多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们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们却少有人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更少有人知道他的一生。
前人不可追，后人不堪说。叶企孙——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师，一位我们知道得最晚、被时代抛弃得最远的大师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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