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建文帝朱允炆为了巩固皇权，消除威胁进行削藩政策，朱棣作为燕王不得已打起“清君侧”的口号，向朱允炆发动进攻，这场叔侄之争最终以叔叔朱棣的胜利告终。然而就在朱棣死后，他的孙子朱瞻基和他的儿子朱高煦也上演了一场叔侄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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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年(1404)，成祖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封朱高煦为汉王，藩国云南。朱高煦道：“我有何罪，要被赶到万里之外。”不肯前往藩国。朱棣大怒，朱高炽求情才平息。永乐十三年(1415)，朱高煦被改封到青州，但仍不愿前往。成祖这才疑心他有夺嫡之意，下诏催他就藩。朱高煦还是不肯动身，并私自挑选卫士，招募精兵三千人，又击杀兵马指挥徐野驴，僭用御用车马器物。朱棣本来打算治他的罪，把他废为庶人，太子朱高炽又念及兄弟之情，在他面前极力为朱高煦求情，朱棣只好削去他的护卫。

宣宗继位后，朱高煦被封国前往乐安，但是他的谋反之心丝毫没有放弃。宣宗继位后，对汉王和赵王的赏赐都比其他王丰厚，汉王每次有什么要求，宣宗都尽力满足他，可是汉王却把这些待遇当成了他放肆的资本。宣德元年，汉王派人进献元宵灯，有人说他借此窥视朝廷，宣宗说道：“我只用最真诚的心对待他(吾惟推至诚以待之耳)”。他派自己的亲信秘密到京城，约英国公张辅做内应，但张辅没有同意举报了他。那时汉王已经拉拢一批人，商议先夺取济南，再进攻北京，有一个叫李浚的御史向宣宗告了密(本来赵王打算招抚他的)。宣宗知道了却不忍心对他用兵，便派了个信使去劝说他，谁料到汉王根本不把信使放在眼里，并跟宣宗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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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难时，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宗轻听谗言，削我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徙以金帛饵我，今上动以祖制绳我。我安能郁郁久居此。

并展示兵马军器给信使看，企图发动第二次靖难之役(称夏原吉是奸臣)。宣宗知道后叹息汉王果然反了。事已至此，宣宗不得不派兵征讨了，在杨士奇等人的建议下，由宣宗亲自帅兵。在行军途中，宣宗还不放弃说服他投降并许诺保全他。汉王肯定不会把握这次机会了，后来汉王打了败仗，他想逃出去，被他的亲信制止，说宁愿战死也不要逃走!可是贪生怕死的汉王哄骗了他们后从小道逃走，见了宣宗。大臣们请求把汉王绳之以法，可是宣宗却不同意，朱高煦马上叩头说以后惟命是从。

返回北京后，宣宗将朱高煦父子废为庶人，关押在皇城西安门内，后来，宣宗去探视朱高煦，朱高煦却故意趁他不注意把他绊倒(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宣宗大怒，命人用三百斤重的铜缸将朱高煦扣住。朱高煦勇武有力，竟将大缸顶起。宣宗又命人在铜缸周围点燃木炭，把朱高煦活活炙死在铜缸内。朱高煦的几个儿子也全都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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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本念及叔侄之情不愿深究他，朱高煦这人不识时务，一根筋，气量狭小，以致于酿成一个悲惨落幕。

大学士陈山见宣宗，说赵王朱高燧与汉王合谋已久，请求宣宗把赵王一并擒拿。陈山的观点得到杨荣的支持，而杨士奇不以为然，他认为任何事情都要讲究证据(事当有实，天地鬼神可欺乎?)。杨荣反驳杨士奇说赵王确实有参与谋反并指责杨士奇阻挠大计。杨士奇说：“太宗文皇帝只有三个儿子，有罪的不能宽恕，无罪的应该优待，如果因为怀疑就出兵，有损皇祖怜悯儿子的意图。”杨士奇得到杨荣的支持，两人相约向宣宗陈奏此事，但是守门之人不准进，宣宗召见蹇义、夏元吉向宣宗陈述了二杨之言，宣宗本来也没有惩办赵王的意思，说道：“皇考与赵王的关系最好，我怎么能不友好对他，况且他是我唯一的叔叔了，怎么能不保全他。”这事这么一说也就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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