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绛(764-830)，中晚唐之交名臣，历仕德、顺、宪、穆、敬、文宗六朝。史称其仪表俊伟，气质高洁，不管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皆固守直道，表里澄澈。《新唐书》赞其“伟仪质，以直道进退，望冠一时”，是一位“巨德大臣”。

直言谏君

忠国事

李绛于唐德宗贞元年间中进士，任监察御史。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又以监察御史兼任翰林学士。此后四年间，官职数次迁升，并于元和四年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位诸学士之首。中晚唐时期的翰林学士，实为皇帝秘书，被视作“天子私人”，职权极重，至有“内相”之号。李绛充分发挥这一职位的特殊职能，“孜孜以匡谏为己任”，极力向宪宗进直言，宪宗也多听之行之，元和初年朝廷频出善政德政，李绛贡献尤多。

李绛初任翰林学士时，适逢朝廷平定镇海节度使李锜叛乱，宪宗想把在镇海没收的李锜家财运往京师，纳入皇宫内库。李绛和另一翰林学士裴垍当即谏阻，指出：李锜割剥镇海六州之民以富其家，甚至杀其人而取其财，陛下因怜悯镇海百姓悲苦无告，所以才出兵诛灭李锜，以让一方百姓得到苏息。如今却要用车辆载着李锜的钱帛进京，这事一旦播闻四海，全国都会对朝廷失望。李绛和裴垍分析得没错。李锜的家财，乃其对镇海百姓残酷掠夺所得，镇海百姓因此对李锜“怨入骨髓”，宪宗若将李锜家财收为己有，实际上就是继承了李锜对百姓的掠夺，自然也就承接了百姓对李锜的痛恨。所以二人建议，将李锜的赃物全部归还镇海当地，以“代贫下户今年租税”，这样，必然会“万姓欣戴，四海歌咏矣”。显然，李绛和裴垍所揭示的，乃是封建政治家处理类似问题所应具的境界和韬略，也是其梦寐以求的施政效果。唐宪宗不禁眼前一亮，从狭隘和短视中挣出，“嘉叹久之，即从其言”。

元和四年久旱，宪宗欲降“德音”以揽民心。逢灾降“德音”，本是封建时代惯例，通常多是口惠而实不至，满纸皇恩浩荡，实则少有所为。李绛和同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上奏，建议朝廷降“德音”，应给灾民以真正的实惠，而“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同时还应减少宫女，以省朝廷费用，并促男女正常婚嫁;禁止各地横征暴敛，向朝廷进奉;禁止岭南、黔中、福建等地掠卖平民为奴。这些谏言，均被宪宗采纳。“德音”降下不久，碰巧老天下雨，李绛趁机上表祝贺，给宪宗德政助力。

一次，宪宗追慕太宗、玄宗治绩之盛，表示要继承“二祖之道德风烈”，问李绛：“何行而至此乎?”李绛的回答是：“正身励己，尊道德，远邪佞，进忠直。”并且提醒宪宗要说到做到，因为“言之不行，无益也;行之不至，无益也”。宪宗赞叹道：说得真好啊!我要写下来当座右铭。接着又命李绛等收集古今君臣成败经验教训五十种，写成连屏，张于便座，经常观看阅读，并对身边伺候的人说：你们可要注意，不要做邪佞之事。

李绛既尽忠国事，又赤诚敢言，对宪宗的所作所为，几乎是心有所非、口必言之，搞得宪宗有点害怕李绛了。有一次，宪宗想到附近打猎，走了不远，忽然停住，对身边侍从说：“李绛必谏，不如且止。”当即取消了这次出猎。

元和六年，李绛改任户部侍郎，从此不再担任翰林学士，职任虽变，但事关军国大政和百姓疾苦，仍坚持向皇帝讲真话，进直言。

此前，李绛曾谏阻宪宗“聚财”，宪宗不听。又谏阻方镇向朝廷进献，指出：“方镇进献，因缘为奸，以侵百姓，非圣政所宜。”宪宗也不听。担任户部侍郎后，李绛继续谏诤。户部本是中央财政主管，中唐以来，却于国家规定的正赋之外，额外向百姓征收杂税，名曰“羡余”，进献给皇宫内库。历任户部侍郎都照例奉行，李绛偏不。宪宗责问李绛：“卿独无进，何也?”李绛回答：地方上搞这种进献，已经遭到天下人的批评。何况户部直接掌管着陛下的府库，收入支出，都有定数，我正为陛下严把出纳关，怎么会有“羡余”?硬要如此，岂非是将陛下的财物，从东面的仓库转移到西面的仓库，用国家财物，结陛下私恩?所以我不敢继续这样的错误。李绛非但不进“羡余”，还将“羡余”作了彻底否定。只因分析得入情入理，无懈可击，宪宗终被说服，“嘉其直，益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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