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前清军的最后一次入关，始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年底，此次入侵为祸尤烈。
据《东华录》载，此次清军由多尔衮、岳托率领，分路攻明，自墙子岭、青山口入长城，明京师闭门自守。于是清军分四路南下，陷真定、广平、顺德、大名等地，直抵明兖州府。先后杀明鲁王以下王、将、吏达数千人，攻破明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降伏六城，败明军三十九阵，掠得黄金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其他物品若干，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牲畜三十二万一千多头。
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到六月间，入关清军陆续退净。
就在此次清军进逼北京之前，首辅大臣周延儒正好在准备庆祝他的五十岁大寿。由于他是当时崇祯帝前最得宠的大臣，所以这个寿诞筹备得极为隆重，甚至连皇后都在让自己兄弟周云路去帮他筹办此事，可见其权势之炽。《明季北略》曰：“大内周后以皇亲云路通谱原注，批云：周奎之子。，备筹钱;外廷则尽文武、遍海内为延儒添寿矣。不意初十下午，有北兵进口之说，延儒不信，曰‘边塞将佐为粮储劫司农，常套也’。”
周延儒这次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也许是为了让自己安稳过个生日，也许是为又一次迎合崇祯省钱的心意，总之他故技重施，再次拿出当年构陷辽东兵将讹饷的手段，指边将谎报敌情是为了讹诈朝廷钱粮。正是这个手法，使周延儒当年自一名侍郎升到了大学士。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件轻车熟路的事。
只是这回周延儒这套为皇上省钱的手段，却没能发挥以前那么大作用，因为这次崇祯皇帝被周延儒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
崇祯十五年十月十日早上五更，入关清军攻破蓟州，随即关闭各处城门戒严，故而便没了后继消息。于是十一、十二两日北京无警。周延儒以为情况被自己料中，还曾因此大为得意。哪知道到了十三日早晨，清军却突然发兵南下，一时间“畿辅左右，兽骇禽飞”，北京守军赶紧闭门自守，这一关门，就一直关到了明年去。
崇祯十六年三月，北京终于重开城门。此时北京城里领了各种任命和任务无法出去的文武官员，竟已达五百余人之多，北京这一个春节过得心惊肉跳惨淡之极。崇祯朝的第一次元旦失朝就发生在此时：“十一月、闰十一月、十二月，满城人如处瓮中。十六年正月朔日，礼应辑瑞，十三省方岳无一至者。二月春闱，亦无言及。”
可以肯定被吓了一大跳的崇祯，在清军进逼北京城下时，就已经龙颜大怒，《明季北略》说他当时恨道：“边将不足恃，边抚无可依，更恨邮牒无闻，塘报不发，两抚一镇，悉逮而系之狱，诛之!”
于是崇祯十六年北京解围后，永平、顺天两府巡抚马成名、潘永图被斩西市。崇祯说的那“一镇”，据《明季北略》载是指唐钺。也许是水平所限，余虽遍寻资料亦未能查出此人本末。如果真有唐钺这个人，则也似定然不能幸免，而一镇之官如果死于皇命，又理应于史有载，不应毫无踪迹。当时倒有个唐通正驻扎在密云一带，所以有可能唐钺为唐通之误。
且先不管那一镇是谁，马、潘两人是肯定因此被杀的，也不管最后因此事到底死了几个人，凡是因此而死的，追根究底都可说死于周延儒之手，而不是崇祯。
至于那个唐通，在后来的甲申之变中，他曾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且留待后面再说。据《明史》载，此人于松锦大战中“既败归，仍镇密云。其年冬，奉诏入卫，命守御三河、平谷。大清兵下山东，通尾之而南，抵青州，迄不敢一战。明年复尾而北，战螺山，败绩”，同时又说他“口辩无勇略”。
从以上事迹来看，这唐通确实胆子很小，花花肠子不少。他率军尾随在入关清军之后，又是南下又是北上地“奋力抗战”了几个月，却一仗未打。最后的螺山一战，是与清军主力出关后殿后部队的小接触，所以既没因不战失地而获罪，也没因和清军打仗而壮烈牺牲，官爵性命得以双双轻易保全，而且还由大股部队护卫，前呼后拥从北到南地“旅游”了一大圈回来，着实聪明得紧。
且说周延儒在清军围城后，计无所出，惊慌失措而“为之无色，聊效杨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大法道场于石虎胡同口，唪咏法华经第七卷”。
到了次年三月开城门，那出去就职的五百多官员四面八方地撒将出去，陆续有信回来，说是在哪儿都没见着清军踪影，好像十万清军突然人间蒸发了一样。因此周延儒怪道：“北兵踪沓，如京中之雪，春风飘荡，无踪可觅也?”《明季北略》。
一直到了四月初三，发现清军的消息才终于来了。
原来清军此前一直都没有出关。他们自十月入关，一直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地一路烧杀抢掠，到现在已将近两百天，哪怕单只是沿路抢东西，这会儿也应该抢到手软脚软人马困乏了，战马早已掉了膘，哪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此时此刻如果碰上一支敢硬碰的生力军，清军非大败不可。于是清军大队人马自三月初一日进入莒州地界，戒严四周，开始在敌占区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全军战地疗养活动。
莒州之地，四面环山，水草茂盛，三月又正是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之际，清军在此牧马于野，人皆休卧，抽空收拾分配一下这一路抢得的金银财帛和女人，当真是一派田园风光，可谓其乐融融哉。
吃好玩好睡好的清军足足安心疗养了一个月，顿时又复人强马壮之势，于是开始整军北还。
崇祯得知这个消息后，大感面上无光，此前他恨“边将不足恃，边抚无可依，更恨邮牒无闻，塘报不发”，可此刻已然找不到如马成名、潘永图这样的倒霉蛋来杀头解恨了，于是大怒道：“朕欲亲征!”
这一下大臣们的脸上都挂不住了，只好硬着头皮出来说要代皇上亲征。头一个发言的自然便是周延儒。
崇祯这个人，刚愎多疑脾气不好，但绝不笨。他心里清楚得很，这群人没几个是真想替自己分忧的，而是生怕自己发怒砸了他们饭碗要了他们脑袋，不得不如此做，所以他根本就不搭理他们。于是便有了这么一幕：
延儒跪曰：“臣愿代皇上。”上不言，仰视，侧摇其首。延儒起，陈演继之曰：“首辅阁务殷繁，臣可去。”上仍不言。陈起，蒋德璟下跪曰：“臣实可去。”上又侧摇如前。蒋起，延儒再跪请出，上冷笑曰：“先生既果愿去，朕在宫中看过奇门，正在此刻，一出朝门，即向东行，慎勿西转。”当时不得不谢恩而出。《明季北略》。
这群人是硬着头皮请代帝出征的，本就不情愿去，这“当时不得不谢恩而出”一说自是当然。但崇祯道在宫中看过奇门云云，却千万不可解错，以为崇祯突然真的喜欢起这些怪力乱神的玩意儿来了。看奇门起卦之事，当然是没有的，他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他知道周延儒的家住在城西。而周延儒一贯善体上意，自然也明白崇祯是什么意思。当下他出了朝门果然便不敢向西走一步，皇恩浩荡之下，大约走路时也是面朝东边的，一路直奔城东而去。最后堂堂大明朝的首辅大臣，竟是在齐化门(今朝阳门)城楼上士兵们的哨铺上睡了一晚，并且在城楼上起草了出征奏章和随征人员名单。
其实崇祯这一逼，倒也不错，让他下去考察了一回普通士兵的生活，走向了基层，如若日后不死，也许有点裨益也未可知。
再说清军北还之时，东起天津，西到涿鹿，横亘三百里，附近城堡，炮声日夜不绝。而此刻已经赶到北京勤王的部队有四镇，其中三镇是辽东系将领：刘泽清、黄得功、周遇吉，还有一镇就是那位口舌便利的唐通。
四月初六日，周延儒率着大队精兵强将出北京，出征随行大臣四名：御史蒋拱宸、兵部职方郎中尹民兴、兵科方士亮、户部刘嘉绩。到了通州(今北京通州区)，他就停下不走了。
皇上命周延儒出京邀击清军，他又何以刚出北京就不走了呢?
原来这周延儒在通州得了四个大门生。他把那四镇大将全都收作了自己门生。大明朝的首辅大臣收了四位兵镇一方的大将为学生，这自然是件大事情，自然是要受拜师大礼的。于是他带着四大臣先去四镇大将那里轮流吃拜师酒席，然后又带四位门生去四大臣处轮流吃祝贺酒席，等拜师祝贺的客席都吃完了，自然还要还礼。于是他又做东，从四镇的场地起一直做到四大臣的场地，这一来就至少花去十六天，正好这时候又来了其他四镇勤王兵马，于是又继续轮流主客相请、还请。喝酒还不免有喝多的时候，因此自然间中还需要休息个几天。如此一来，一个月时间便轻易过去了。
但这次他领兵出京抗击清军，乃是替皇上出征，当然更是头等大事，以周延儒的聪明，岂能不知道其中厉害，当然绝不会耽误。
所以他早晚两封疏题，以极品笔墨于上好纸张上，拟画各军将士种种如何与清军浴血奋战屡屡大捷状，飞报北京。周延儒二十来岁便是两试头名，大明朝堂堂的状元公，清人乃化外之民，生平了不起只看得一部《三国演义》，故而以他胸中锦绣文章和手中笔墨，要在此处大败清军，当真是杀鸡用牛刀，轻而易举之极。
而日后有人说他“受贿纵敌”，却实在是大大地冤枉了他，绝无此事。因为这一大堆部队实不曾出营放过一箭，连演兵也不曾有过，就是清军在什么地方都未必搞得清楚，更不用说见到一个清军了，要纵也无从纵起。
五月初六日，蓟镇已经没有清军的消息。
初十日，周延儒率军凯旋。崇祯亲自迎接这位代他出征领军奋战打退清军的首辅大臣，握手搀扶，慰劳备至。
十五日，崇祯赏赐阁臣们羊酒，大约是觉得没面子，陈演、蒋德璟两人以“贻我皇忧，方负愧”《明季北略》。之由辞谢。周延儒聪明得很，一看情况就知道自己遭妒了，所以赶紧也一样辞谢，而崇祯大约也知道其中缘由，所以都准了。
十八日，崇祯命礼、吏、兵三部准备阁臣凯旋的庆贺宴席的各项礼仪和事项，这三部两次送上宴会策划书，崇祯都不满意，发回要求重写。
五月二十三日午刻，崇祯传谕大小九卿，申刻平台候旨，待众人兴冲冲到齐准备吃凯旋庆功宴时，崇祯却没有出来。
不多时有太监出来传口谕道：“周延儒奸贪诈伪，大负朕躬，着议处回奏。”《明季北略》。
一时间风云突变，大臣们全都傻了眼。
其实这时崇祯得到的密报，只是周延儒怕和清军打仗，撒谎报捷而已，再加上又有以陈演为首的不少大臣“公揭救之，延儒席藁待罪，自请戍边。帝犹降温旨，言‘卿报国尽忱，终始勿替’。许驰驿归，赐路费百金，以彰保全优礼之意。及廷臣议上，帝复谕延儒功多罪寡，令免议。”《明史》。周延儒最后终于没有被问罪，而只是罢归家中。
但好景不长，他马上因一名叫吴昌时的官员贪污公款的案子，又被牵了出来。
崇祯此人虽然刚愎多疑脾气不大好，但勤政倒是确实的，聪明也是真的，经常会说些一语中的的话来。
当时在吴昌时的罪状中有“通内”、“朋比”等，也就是说他身为外臣，和内阁的周延儒、宫里的太监串通一气，互相勾结，一起欺瞒崇祯，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甚至在替皇上代回奏章票拟之时，营私舞弊等。
“通内”、“朋比”这两条，可是犯了崇祯的大忌。
于是七月二十五日，崇祯带着太子和定王两个小孩子，在大殿上亲自审问吴昌时。可这厮也确实嘴硬，起先非但死抗不认，还指桑骂槐说崇祯企图将他屈打成招，崇祯大怒，下令用刑，为大臣所阻。《烈皇小识》载：
阁臣蒋德璟、魏藻德出班奏曰：“殿陛之间，无用刑例。伏乞将昌时付法司究问。”上曰：“此辈奸党，神通彻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之?”
崇祯此话倒可谓一语中的。他清楚得很，要不是自己亲自过问，一旦“离此三尺地”，多半周延儒和党羽就会做手脚，“此辈奸党，神通彻天”，搞个稀里糊涂，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是正常得很。不过崇祯此举却大大不合，若是皇上自己动刑审案，那还要刑部法司们做甚，这却是要不来的举动。
所以那两位阁臣也没有因为碰了皇上的钉子便就此罢休，而是继续拿出祖宗法制来压崇祯罢手：
二阁臣奏：“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
可谁知道崇祯这个时候根本不愿意和他们讲道理，这让他们大吃一惊，再无可对之言——崇祯喝道：“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于是两位内阁大臣“口塞，叩头而退”，吴昌时遂在皇宫大殿之上被夹断双腿，一时昏迷不省人事。
同时被审问的还有周延儒的门客董心葵和四位随他出征的大臣蒋拱宸、尹民兴、方士亮、刘嘉绩，其中蒋拱宸和吴昌时两人互相攻击，蒋拱宸最后词屈狡辩，被崇祯“喝声‘打’，司刑者将拱宸当头一下，纱帽为裂”。终于，在崇祯的主理下，诸人不再敢有侥幸之心，最后全盘招认。
崇祯在听完招供之后，愤恨之极，大怒之下勃然推倒案几，转身回宫去了，甚至连怎么发落这些人都没来得及交代。
这事看着有点像戏剧中的明君断案，奸佞终于被打倒，着实解气得很。但是回头想想，皇上勤政到如此地步，自己亲自审问一个小小属吏，行刑逼供，那还要下面那些刑部法司的官儿们做甚?真是个明君的话，就该管住君政，何以去做那些吏事乃至亲自下令刑讯逼供，罔顾法度越俎代庖，如此一来他手下的大臣自然就成了摆设，也就难怪他们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也办不成了。
不过，崇祯说“此辈奸党，神通彻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之”，这话也确实不错。在他审问过后，吴昌时等人在皇宫之外，还真没再吃过什么大的苦头。果然离了崇祯身前三尺外，就是这群奸党的神通彻天之地。朝政如此，崇祯就算再勤劳，大明朝也一样焉能不亡。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五更，圣旨下，赐周延儒自缢，吴昌时弃市，同案被杀的还有两位总督范志完、赵光抃。
此案为大明崇祯亡前最大两起朝案之一，前一起是杀首辅薛国观，但这次斩杀的重臣除首辅大臣一名外，尚有总督两名及其他官员一大批，要论涉案人员的官阶和人数之多，乃是崇祯朝除魏忠贤逆案外最严重的一案。此案以后的阁臣们，则基本上都以不办实事、政治正确为第一要务，无论在朝廷上还是和皇帝私下的商议，都坚决秉持只讲大道理不拿实际方案，只喊口号不做实事的方针，这个状态一直保持到崇祯缢死煤山为止。
崇祯因此在死前说“文臣个个可杀”，又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此遂为崇祯流传后世之名言。
崇祯的话，固然过于刻薄自负，然亦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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