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宦官郑众因翦除窦氏外戚有功，被和帝封为鄛乡侯，参与政事。郑众死后，其养子继任，从此打破了宦官不能世袭爵位的旧制。

　　在打击梁氏外戚集团之后，桓帝为了酬谢宦官，一天之内就封单超、徐璜等五人为县侯，世称“五侯”。宦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假传圣旨，飞扬跋扈，许多官僚士绅为了谋求私利，也巴结宦官。宦官象外戚一样，到处安插亲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

　　宦官大都是暴发户，他们到处抢掠，兼并土地。中常侍侯览“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宦者侯览传》)。宦官在朝廷上，“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朱穆传》);在地方上，“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者单超传》)。宦官擅权，甚于外戚。

　　在外戚和宦官疯狂的掠夺下，加以自耕农纷纷破产，国家经济收入大减，出现“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景象。农民起义事件不断出现。质帝时暴动事件发生多起，桓帝时起义事件也有十多起。

　　东汉中叶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使东汉政权处于摇摇欲坠之势，终于演成东汉末年的党争事件。

　　活跃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还有官僚和儒生。东汉初年，刘秀注意整顿吏治，他利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的子弟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样，就为儒生的入大开方便之门。顺帝时修起太学，儒生数字发展很快，到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增至三万多人。各地儒生数量更多，在郡国和私人精舍中就学的人数，至人也有七、八万人。

　　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是官僚的后备军。到了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他们任人唯亲，裙带成风，使官吏选举起选举制度更加流于形式。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六名孝，实际上早已内定五名，所以当时人说：“今之进者，惟财与力”(《李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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