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8年，吴国鄱阳太守周鲂用诈降诱敌之计致书魏国曹休，表示愿意叛吴归魏，请求曹休派兵接应。曹休中计，率军10万向皖，与另外两路魏军同时深入吴地。孙权率军进驻皖口，派陆逊、朱桓、全琮各率兵3万，迎击曹休于石亭。陆逊等三路吴军同时向曹休的军队冲杀、追击，斩俘魏军1万余人。

石亭之战的历史背景

夷陵之战后，东吴改变了首鼠两端的策略，致力于和蜀汉达成和解，使双方重新回到联合抗曹的轨道中来。同时“乃与魏绝”，拒绝继续向曹魏俯首称臣，将失去了利用价值的曹魏一脚踢开，断绝了外交上的往来。外交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军事政策的调整，东吴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了和曹魏争夺江淮地区上。

石亭之战前的几年间，魏吴之间爆发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222年9月，魏文帝曹丕兵分三路伐吴，双方在洞口、徐陵、濡须等地多次交手;223年5月，吴国降将晋宗被魏国任命为蕲春太守，数次侵犯吴境;226年7月，孙权乘曹丕驾崩之机围攻江夏;227年，魏将曹休进攻皖城，斩杀守将审德，吴将韩综、翟丹率众投降。这几次军事冲突大多是曹魏主动挑起，东吴始终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为了改变不利的态势，孙权计划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歼灭曹魏在江淮地区的主力，以夺取江淮战场的主动权。

到了228年春天，蜀汉军队在诸葛亮率领下从汉中出兵，开始了第一次北伐。诸葛亮起初进展顺利，“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迫使魏明帝亲临长安坐镇以安众心。蜀汉发动的军事进攻，牵制了曹魏大部分的力量，这对东吴来说是个绝佳的机会。此时选择进攻，既能利用西线曹军无暇东顾的情况狠狠捞上一笔，又能拖住东线的曹军，以达到履行盟约、策应蜀汉军队行动的目的。

孙权谋划军事进攻还有另一个深层次的考虑，那就是东吴政权此时已经完成了江东化的进程，内部各种势力基本完成整合，登基称帝就成为孙权霸业的最后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但是孙权既没有曹魏代汉“禅让”的合法程序，也没有刘备“汉室宗亲”的合理身份，想要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还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孙权迫切需要一场重大的对外军事胜利来提高自己的威望，为称帝制造强大的舆论声势。因此，无论从军事上、外交上还是政治上，东吴都迫切需要在东线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石亭之战前的智斗

孙权的计划是，将魏军主力吸引至地形复杂的皖城地区，再集结重兵予以歼灭，但魏军远在扬州、合肥一线，想让他们乖乖地按照自己的部署钻进口袋并不容易，而且魏军统帅曹休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

曹休是曹操的族子，幼年丧父，被曹操收养军中“使与文帝同止，见待如子”，命其统帅亲军虎豹骑，重点加以培养。此后曹休屡立战功，逐步升迁至大司马、都督扬州，并受魏文帝曹丕遗命成为辅政大臣。

曹休精通兵略，心思缜密，曹操称赞他“此吾家千里驹也”，下辨之战，曹休大败蜀汉名将张飞和马超的组合，洞口之战，又一举击溃东吴大将吕范，成为曹魏最擅于用兵的将领之一。

为了引诱曹休上钩，孙权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他费尽心思玩弄了一个阴谋，采取的还是老办法——诈降。赤壁之战时老将黄盖用此计成功地骗过曹操，目的是创造实施火攻的机会，此番孙权又要故伎重施，目的却是要诱骗曹军南下。

孙权让鄱阳太守周鲂秘密求助已为北方所知名的山越宗帅，想让他们实施诈降，引诱曹休前来接应，但周鲂认为山越宗帅的地位低贱，对曹休没有足够的诱惑力，而且忠诚度无法保证，一量泄密将前功尽弃。因此，周鲂主张用鄱阳郡当作钓饵，亲自实施诈降引诱曹休上钩，这一建议被孙权采纳。

于是，孙权和周鲂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双簧。周鲂先后给曹休送去了七封言辞恳切的密信，声言自己无端受到孙权的责难，害怕性命不保，愿意将鄱阳郡献出以求归顺曹魏，请求曹休派兵到对岸的皖城接应。

为了使这出大戏更加逼真，孙权开始不断派出使者前往鄱阳郡，追查周鲂在军政方面的种种过失，周鲂便剪光了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打扮成一副罪人的模样，到鄱阳郡城门处向孙权谢罪。

周鲂卖力的表演最终让曹休信以为真，在他看来，不战而得到鄱阳郡，就等于在长江南岸锲入一枚钉子，可以将吴国荆、扬二州的联系拦腰斩断，这个风险值得一冒。

在征得了魏明帝的同意后，曹休率领十万大军南下，进入了吴军预定的战场。为了以防万一，魏明帝又命建威将军、豫州刺史贾逵向东关进军，司马懿向江陵进军，以保障曹休的侧翼安全。

石亭之战的过程

曹休如期而至，孙权方面也做好了相应的部署，他以陆逊为主帅，大将朱桓和全琮为左、右都督，各率三万人向石亭方向秘密开进迎击曹军。石亭在今安徽潜山县东北，西依大别山脉，南临长江北靠巢湖，地势复杂险厄进易退难，是用兵的绝佳地方。

吴军的动向让曹休意识到自己中了诱敌之计，但他自恃兵强马壮，决定将计就计，与吴军进行一次正面硬杠。曹休的偏执和自负给自己种下了失败的苦果，吴军趁曹军立足未稳，兵分三路发起了冲击，曹军首战不利，被迫向后撤退。

但是，吴军已经切断了必经之路夹石，曹休的军队被围困在逼仄的地形之中，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此时东线的贾逵根据东关的守备情况判断出吴军的主力集结于皖城地区，意识到曹休必败，便率部“兼道进军”增援曹休，击退了夹石的吴军的堵截部队，将曹休解救了出来。

尽管如此，曹军还是损失惨重，被“斩获万馀，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石亭之战以吴军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战后曹休羞愤交加，背疽发作而死。

石亭之战的胜负原因分析

如果说孙权引诱曹休是一个阴谋，那么战场上的搏杀就是阳谋的较量。石亭之战规模宏大，双方参战的兵力都达到了十万之众，但是却没有像“三大战役”和汉中之战那样旷日持久，费尽周折才决出胜负。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吴军能够一举击溃魏军，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双方在两个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

第一，战前准备。

战争实践反复证明，战争准备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战争双方的主动与被动，顺利与困难，胜利与失败，谁准备得更加充分，谁获胜的几率也就越大，《荀子·王霸》所说的“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吴军对石亭之战可以说蓄谋已久，从诱敌到战役的策划部署都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认真分析了战局可能出现的变化。对魏军会不会败，败了会不会撤退，会从哪条路撤退，如何阻击撤退的魏军都也进行了充分的预判和推演，随机应变及时调整部署。可见，吴军战前准备工作进行得相当细致。

反观魏军就显得仓促的多，既没有细致考察战场环境，也没有认真规划作战方案，更没有对不利情况准备预案，在战况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顿时乱作一团，缺乏有效的应对和反击措施，以至于“军夜惊，士卒乱，弃甲兵辎重甚多”，这一切除了主帅临机指挥失措外，更主要的是由于战前准备的不足。

第二，主帅心理。

所谓“骄兵必败”，高明的将军在战场上从来都对敌人心存敬畏，轻狂骄横者必将吞下失败的苦果。陆逊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一贯谨慎的指挥风格，对可能存在风险都有一个清醒的预估，从而做出最佳的决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比如战前吴军对魏军可能出现的败退反复进行了讨论，朱桓建议以重兵切断曹军撤退的必经之路夹石，一口吃掉曹休的十万大军，全面占据江淮地区。陆逊认为此计过于冒险，很可能使堵截部队陷入曹军增援部队的反包围。

但是，陆逊最终还是采取了一个稳妥的方案，派出小股部队阻击曹休，而且命令如遇曹军增援立即撤出战斗，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陆逊的判断是正确的。

而曹休则表现得缺乏理智，在明知中计的情况下，仍然“自负众盛，邀於一战”。曹休执意要和吴军决战，一方面是因为“耻见欺诱”，被周鲂的愚弄所激怒，另一方面曹魏四个辅政大臣中，曹真出镇关中，在街亭击败了诸葛亮，司马懿出镇荆州，旬日之间便平定了孟达的叛乱。

唯独一向自负的曹休还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成绩，他渴望趁机击败吴军，用事实向新皇帝证明自己才是曹魏最能打的将领。这种几乎偏执的自信和争于建功的心理让曹休利令智昏，做出了非理性的决断，最终将大军带入了危险的境地，也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石亭之战的影响

石亭之战是阴谋与阳谋完美结合的典范战例，此战使魏国方面的实力蒙受了巨大损失，直接阵亡和被俘的士兵达了一万余人，甲仗兵器马匹粮草损失不计其数，士气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主将曹休也羞愧染病而亡。

曹休之死让曹魏宗室的力量大减，不得不在军政上开始依赖外姓大臣，间接导致了司马氏的崛起，为魏晋嬗代埋下了伏笔。石亭之战还导致了魏国战略的调整，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对吴采取守势，再也没能对吴国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

而吴国则反客为主，由防御转为进攻，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更为重要的是石亭战后，孙权在国内的威望达到了巅峰，借势登基称帝，在法理上明确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石亭之战的影响还远播西面的蜀汉，诸葛亮在听闻东吴大破曹休，信心受到鼓舞，一扫首次北伐不利带来的阴霾，乘曹魏新败之机兵出陈仓，开始了第二次北伐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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