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谣】分血型减肥—幻想中的捷径

流言：减肥也要分血型。A型血的人：少吃肉类，素食为主，适当运动；B型血的人：通常不易长胖，但要避免暴食暴饮；AB型血的人：均衡饮食，简单烹饪，少吃多餐；O型血的人：三餐定时，大胆吃肉，少吃主食。

“减肥也要分血型”这个理论是由的彼得·达达莫（Peter D’Adamo）“博士”提出的。达达莫既不是哲学博士（Ph.D），也不是医学博士（M.D），而是所谓的自然疗法博士（N.D）。自然疗法根据早已被科学界驳倒的活力论，鼓吹依靠“自然的力量”与“人体内在的智慧”治疗疾病。不过，自然疗法在美国只是作为替代医学存在，从未被科学界接受。美国癌症协会强调：已有的科学证据并不支持自然疗法可以医治癌症或其他疾病的论断。

达达莫通过写书提出了他的观点。中文网络世界援引了他的著作《根据不同血型的减肥术》：“O型血的历史最为悠久。它大约出现于公元前6万4万年，4万年前出现了克鲁马侬人，他们以狩猎为生。O型血的人，其消化器官的消化能力很强，拥有对食物过剩做出反应的免疫系统。这类血型的人饮食中最不可缺少的是性蛋白质，也就是肉类及类等。”对于O型血的人达达莫博士提出了大胆的建议，想减肥，多吃肉。

“A型血出现在公元前2.5万～1.5万年。当时，我们的以果实为生的祖先逐渐变成杂食。随着时间的推移，农耕成为住在现今欧洲土地上的人们的主要生产方式，野禽野兽开始接受驯养，人的饮食结构随之发生变化。A型血原来是农耕民族菜食主义者的血型，与O型血相比，其消化器官要弱得多。

“B型血出现在约公元前1.5万年至新纪元之间。当时东非的一部分人被迫从热带稀干草原迁徙到寒冷而贫瘠的喜马拉雅山一带。B型血易取得平衡，拥有较强的免疫系统。这种血型的人基本上属于身体强壮的那一类，对病及癌症等众多现代疾病具有抵抗能力。对于B型血的人来说，导致肥胖的原因是土豆、荞麦、花生、胡麻以及小麦等食品。

“人体的4种血型中最后出现的为AB型，它的出现还不到1000年的时间，是‘携带’A型血的印欧语民族和‘携带’B型血的蒙古人混杂在一起后的产物。”

达达莫的理论有不少事实上的错误。例如，一项分子进化的研究表明，A和O基因几乎同时出现，现有的科学证据并不支持O基因是A基因和B基因的祖先。此外，科学研究也不认为B型血人整体上有特殊的免疫力。对于某些特殊的疾病，B型血人的抵抗力反而较弱。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A，B，AB型血人相对于O型血人，更容易患胰腺癌。

更大的缺陷是达达莫的逻辑。他的观点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如果一个特征出现于某个特殊年代，那么保存了这个特征的现代人群也只能适应那个特殊年代的环境。按照达达莫的理论，O型血的人出现最早，而在那个年代人类以捕猎为食，所以O型血的人适合肉食，“想减肥，多吃肉”。我们不能因为原始人类由于文明发展的限制而很少进食谷物和蔬菜就默认这是一种健康的，或是能够减肥的方式。达达莫博士没有提到的是，在那个年代，人类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20岁，如果把当时的生活方式作为健康指导，恐怕并不那么明智。

即便O型血产生于人类以狩猎为主的年代，也不能代表O型血是为了消化肉类而进化出来的，或者O型血的人就不能适应随后产生的以谷物或是性食物为主的食物组成。达达莫的理论把血型产生的时间作为血型和饮食有关的缘由，同时又作为血型和饮食有关的证明，形成了循环论证。要想让这个理论站得住脚，需要指出血型能影响消化的生理机制，或者是有大量实验数据说明这个方法的有效性。很遗憾，这两方面的证据都没有。单靠拍拍脑袋的联想是靠不住的。如果这样的推理也能接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提出类似的理论：“姜”姓产生于奴隶社会，所以姓姜的人适合当奴隶或奴隶主；“蟒”姓产生于封建社会，所以姓蟒的人适合做农民或者地主。

如果达达莫的理论成立，那么全世界的饮食指导原则都必须修改，他也就做出了名震天下的革命性发现。可惜，达达莫并不愿意通过科学共同体发表自己的理论，也不被科学界承认。今天，主流科学界的观点是，体重的增减取决于热量摄入量和消耗量之间的差值。一个常见的推论是，当摄入的热量比消耗的热量少3500卡（热量单位，1卡 ≈4.2焦耳。）时，就能减轻1磅（约453克），这个数据和血型并没有关联。如果能控制摄入的热量，同时合理地安排锻炼计划，持之以恒，就能减轻体重，没有捷径可走。而肉类的热量相对于蔬菜较高，无论是对O型血的人还是A型血的人都是如此。

结论：谣言粉碎。减肥方法和血型并没有关系。要想减肥，只能是合理饮食，控制热量的摄入，再合理地安排锻炼计划，增加热量的消耗，并持之以恒，没有捷径可走。

参考资料：

[1] Mundadottir L， et al.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Identifies ABO Blood Group Susceptibility Variants for Pancreatic Cancer. Nature Genetics， 2009， 41（9）

[2] Munro I C， Krewski D R. Risk Assessment and Regulatory Decision Making. Food Cosmet Toxicol， 1981， 19（5）

[3] Reay Tannahill. Food in History . New York： Stein & Day，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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